2026年3月，中國全國兩會剛剛結束，習近平再次前往雄安新區考察。
這也是習近平第四次到訪這座位於河北、距離北京100多公里的新區。若從2016年3月「雄安新區」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上定名算起，這座新城的設立，至今正好走過十年。
更被外界所記住的，是一年後的那個愚人節。2017年4月1日，新華社受權發布消息，中辦國辦通知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由於此前相關消息一直高度保密，通知來得突然，以至於大量民眾，乃至部分地方官員，起初將其當作玩笑。
這種錯愕只持續了數小時。隨後，購房中介連夜驅車湧入雄縣、容城、安新三地，挨家挨戶敲門談價。房價在數小時內翻倍。地方政府在約48小時內完成了反應：凍結全部房產過戶，關停售樓處與中介機構。
從一開始，雄安就不是一個普通的城市開發項目。它更像是習近平上任初期提出的高度具象化、同時也高度政治化的國家工程。也正因如此，過去十年間，圍繞雄安的討論始終帶著一種少見的複雜性。
官方的表述是宏大的：雄安是繼鄧小平及江澤民時代的深圳特區、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可在日常公共討論裡，它又常常並不處在輿論中心。真正持續關注它的人，往往不是普通網民，而是可能被迫遷往當地的北京央企員工、大學教師和醫院職工。
另一重複雜性，則體現在視覺呈現與現實疑慮之間的落差。無論是官方媒體，還是一些自媒體的實地探訪視頻，雄安都展現出一種強烈的未來感：樓宇整齊、綠地開闊、基礎設施嶄新，生態與科技幾乎成了它最鮮明的標籤。它被反復描述為一座「未來之城」。
但與此同時，另一種敘事也始終沒有消失。在不少評論和視頻中，人們不斷追問它的入住率、人口密度和真實活力，並由此引出更尖銳的問題：這座城市最終會成為下一個深圳，還是淪為一座被行政力量強行托舉的「鬼城」樣本？
歐洲的中國研究機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分析師亞歷山大·戴維（Alexander Davey）接受BBC中文採訪時給出了一個不同的切入角度：「（中國）國內那些『千年大計』、『歷史性考驗』的宏大敘述，確實往往讓外部讀者感到懸浮。但真正重要的是，中共高層對『高效城市』的定義，本來就不同於西方常見的市場標準。對黨（中共）而言，雄安的關鍵不在於它是否首先表現出自發的商業熱度，而在於它能否承接被轉移而來的人口、機構和功能，並同時成為一個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為核心、由政策驅動的創新示範區。」
BBC中文梳理了這十年來圍繞這一工程的若干關鍵問題，嘗試更完整地呈現它的進展與爭議。
習近平的「個人設想」和「政治遺產」
2014年7月，他與習近平會面，習明確告訴他，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是「他個人的設想」，並將其視為未來的政治遺產之一。彼時，「雄安新區」這個名字尚未出現。兩年後，這一設想最終落定。
京津冀區域合作在中國政策版圖中早有淵源。早在2004年，相關規劃就已啟動，但當時僅停留在國家發改委層面。這份區域規劃報國務院之後，在胡錦濤、溫家寶執政的十年間，始終未能正式出台。習近平上台後，這一戰略的政治地位迅速提升。2014年，他主持專題座談會，明確將京津冀協同發展定性為重大國家戰略——也正是在同一年，他向保爾森說出了那句「個人的設想」。
習近平對雄安的重視，不只體現在視察的頻次上，更體現在每次視察所傳遞出的政治信號的分量上。九年間四度親赴雄安，無論在他執政生涯的個人記錄裡，還是在中國任何一個城市發展所受到的最高層關注程度上，都屬罕見。
2017年2月，他首次視察雄安，提出這裡是「留給子孫後代的歷史遺產」，要堅持「世界眼光、國際標準、中國特色、高點定位」。值得關注的是，他在這次視察中強調必須先把規劃做好、再動工建設，由此讓雄安進入了長達兩年的建設沉寂期。2019年1月，他再次到訪，提出要保持「歷史耐心」和「戰略定力」，同時要求啟動一批標誌性工程，讓各界看到實質變化。
這之後，雄安進入了快速建設階段——雄安高鐵站、容東片區、國貿中心項目在此後四年內相繼落成。2023年，習近平在新冠封控解除後不久赴雄安考察，提出新區已進入「大規模建設與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並重」的新階段，宣告建設重心的切換。
而在剛剛結束的第四次考察中，他將定性的調門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明確表示「實踐充分證明，黨中央關於建設雄安新區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
長期觀察中共政治的分析人士、前駐華記者利明璋（Bill Bishop）撰文指出，這一表態在中共語境中具有高度明確的政治含義。它是向體制內所有懷疑者發出的清晰信號：任何對雄安前景持保留態度的聲音，在政治上都是危險的。
在他看來，這是習近平以最高權威對雄安進行的一次政治背書與保護。
戴維也認為，雄安之所以具有如此厚重的政治分量，在於它已成為習近平領導下京津冀整體戰略的核心棋子。它對習近平政治遺產的意義，不僅在於這座城市本身是否最終建成，更在於它能否被呈現為黨有能力設計並執行宏大長期規劃的有力證明。
「疏解」的暗戰
在官方敘事中，與雄安新區並肩而立的是深圳特區和上海浦東。它們分別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成為彼時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引擎，也各自留下了那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話語。
深圳的標誌口號是「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以及舉國熟知的「深圳速度」。這背後的核心是改革，即用市場邏輯打破計劃經濟的僵局，強調效率。浦東的定位則是「站在地球儀旁，思考浦東開發」，它的核心是開放，即把上海重新接入全球市場，讓外資、外貿與國際規則一同湧進來。
深圳和上海，恰好各自承載了那個時代最關鍵的兩個主題：改革與開放，。
準確地說，是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這意味著，雄安所承擔的歷史任務，與深圳和浦東在根本邏輯上截然不同。後兩者是「從無到有」的創造，是增量的生長；而雄安更像是一次存量的再分配——把北京積累了數十年的人口、機構、功能與資源，有計劃地重新擺放到華北平原更大的空間裡去。
1978年，中國GDP前十強中北方城市占據六席。到了當下，前十強裡只剩北京一座北方城市。
而北京本身也已被「大城市病」壓得喘不過氣。北京中心城區不到全市8%的面積，集聚了接近80%的常住人口，早晚高峰的通勤壓力常年位居全國前列。即便北京早已成為全中國門檻最高的落戶城市，這種張力依然沒有得到根本緩解。
在這樣的背景下，雄安被設計出來，承接北京溢出的壓力。但疏解的難度，遠比當年建設深圳和浦東複雜得多。
把一家央企總部的牌子挂到雄安並不困難。難的是把一個個家庭也移過去。
戴維認為，將北京非首都功能遷移至雄安，是一個國家主導的計劃性過程，而非由市場機遇所驅動。行政命令遷移機構相對順暢——例如中國中化、中化新能源、中國華能這類央企總部，以及大學、醫院等公共服務機構——但要讓個體真正自願遷移，僅憑命令遠遠不夠。
對於一個生活在北京的家庭來說，南遷雄安往往意味著放棄一整套與北京戶口深度捆綁的利益結構：孩子在北京入學的資格、夫妻雙方的就業網絡、已經買下的房產，以及那張含金量遠超其他城市的醫保和社保。
這也催生了一種「軟抵抗」。它通常不會出現在官方報道裡，而更多地流動在網絡評論、同事飯局和私底下的抱怨之中。2023年，習近平在雄安相關座談會上的一段措辭，將這種暗流拉到了台面上。他明確提出：不能憑自身好惡，需要搬就得搬；不能搞「紙面疏解」、變相回流，名義上疏解了，結果回去了；更不能通過在北京設立二級單位等方式，邊疏解邊新增。這段話幾乎是在逐條描述企業拖延疏解的慣用套路。
2025年3月，有報道記錄了一位在雄安工作近三年的國企員工的日常節奏——周一早上從北京西站乘京雄城際出發，周五下班後原路返回。從北京西站到雄安站，最快不到一小時，每天最多可達19趟列車，這套精心設計的交通安排，在客觀上為「雙城候鳥」式的生活提供了充分的基礎設施支撐。到2026年2月，北京媒體進一步記錄了更系統性的通勤圖景：越來越多的員工選擇工作日駐留雄安、周末返京。驅動他們保持這種節奏的理由，幾乎總是相同的——孩子的學校、配偶的單位，以及整個家庭仍然綁定在北京。
他們被稱為「周末京雄候鳥」。而這種現象，恐怕還將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裡，成為雄安發展必須正視和解決的核心難題之一。
戴維說：當激勵政策未能產生預期的人口流動時，強制手段便隨之而來。
洩洪的選擇
如果說「疏解」所製造的張力，是人與人之間利益的摩擦，那麼緊鄰雄安的白洋淀，呈現的則是人與自然之間的張力。
雄安新區毗鄰白洋淀，這片華北平原上最大的淡水湖泊賦予了新區獨特的生態優勢，也構成了官方規劃中「藍綠交織」願景的核心。
在雄安宣布成立的最初幾年，中國科學院組織的專家評估就已明確提出，新區面臨高洪水風險等重大問題。評估報告的結論直白而具體：若雄安人口擴張至500萬規模，在百年一遇的洪水情境下，新區已開發區域的近一半將面臨被淹風險。這一警告寫入了學術文獻，但並未改變習近平的決定。
這份風險評估真正接受考驗，是在2023年7月底。颱風「杜蘇芮」帶來的超強降雨席捲華北，北京錄得140年以來最強降水。
應對這場洪災時，官員們的公開表態清晰呈現了決策的優先排序：河北省委書記將雄安新區明確列為全省防洪工作的「重中之重」；水利部部長公開表示，要制定分洪方案，確保北京與雄安新區的安全，並將兩者直接點名為保護重點。
在這樣的優先排序之下，位於北京與雄安之間的涿州市承受了沉重代價。這座擁有約60萬人口的城市遭受了災難性內澇，大量居民事後反映，洪水到來之前幾乎沒有收到預警，部分人僅提前數小時接到通知。
水利部部長李國英後來在官方媒體上也直接承認：如果沒有涿州和蓄滯洪區攔截洪水，下游雄安和天津所面臨的防洪壓力將「非常沉重」。
洪水退去後，涿州部分受災居民聚集於政府門口，手持橫幅要求賠償。其中一條橫幅上寫道：「還我家園，洪水不是天災，是人禍放水所致。」
2035年成敗見分曉？
中國官方為雄安成效設定了兩個時間節點。2035年，基本建成綠色、智能、宜居的現代化城市，具備較強競爭力，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存；到本世紀中葉，成為京津冀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一極，有效承接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為解決「大城市病」提供「中國方案」。
具體到2035年，雄安的規劃人口目標是200萬到250萬。當前常住人口約為150萬，這意味著在未來九年內，還需要有近百萬人遷入雄安。
但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讓100萬人真正願意遷入，另一個問題則更加現實：錢從哪裡來。河北省公布的數據顯示，僅「十四五」這五年，雄安新區已累計投入約1萬億元人民幣；若按每年約2000億元的節奏推算，到2035年還將再投入近2萬億元。而雄安明確摒棄了土地財政，甚至取消了廣受詬病的商品房預售制，改為現房銷售。這意味著它從一開始就封堵了中國城市建設最主要的「造血」通道。那麼，這筆巨大的資金缺口，究竟是由中央財政持續買單，還是另有解法？目前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2035年，還有另一層值得深入理解的政治含義。中共歷來習慣於設立超長期的政治節點。中共確立的「兩個一百年」目標中，包括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百年的2049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套敘事框架延續多年，直至習近平上台後做出了一個微妙的調整。
2049年，習近平將已年屆96歲。於是，他在兩個既有節點之間插入了一個新的中間節點——2035年，要求「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上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一目標若能實現，意味著中國屆時極可能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而那一年習近平82歲。
此後，2035年在觀察中國的分析人士中間反復出現。普遍的看法是，這個被人為楔入的時間節點，背後最深層的意義，是習近平在執政生涯最後階段完成歷史總結的高光時刻。雄安新區2035年的建成目標，也正是在這一思路下嵌入了整個政治敘事。
然而，戴維認為，對雄安成功與否真正構成考驗的，不是建了多少基礎設施，也不是有多少企業簽署了入駐協議，而是那些央企能否將核心職能真正遷來，能否在這片土地上生長出真實的創新成果與技術突破。而制約這一切的關鍵，在於雄安能否成為高水平人才真正願意生活的地方，而不只是一個短暫駐留、然後返回北京的過渡站。
戴維認為，雄安面臨的一大風險就是它始終停留在一個由政治力量精心打造的「展示櫥窗」，而無法成長為能夠自我維繫的創新樞紐。
「習近平試圖將它建成一座未來模範城市，更廣泛地說，是黨對『中國城市未來應有形態』之構想的具體呈現。這賦予了這個項目遠超任何單一領導人個人遺產的深遠意義。如果它成功，將可能成為一個可在全國複製推廣的模板；如果它失敗，則將徹底暴露單純依靠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來打造創新活力與城市生機的根本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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