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施俊吉觀點：九十九年前的金融恐慌─擠兌台灣銀行

99年前1927年是日本昭和2年，台灣在日本國統治下。那年的3月14日，大藏大臣（財政部長）片岡直溫在國會中說「東京渡邊銀行已經倒閉」。此話一出立即引起恐慌（實情是該銀行雖然風雨飄搖，但未倒閉），次日大批群眾湧向渡邊銀行擠兌，迫使該行及多家關聯銀行暫停營業，日本及台灣隨即陷入金融危機，史稱「昭和金融恐慌」。

其實，這樁金融災難的始作俑者是台灣銀行，此乃台銀極不名譽的一段過往。影響之深遠，甚至促成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以及大東亞戰爭的爆發。

這些事都應該從銀行的放款講起。

銀行在放款時必須遵守許多規定，其中一項是：對同一行業或同一客戶的授信不能超過某一額度或比率。為什麼要訂這種限制？道理很簡單，因為「不能將全部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授信限制的目的就是要分散風險，避免銀行將貸款集中在少數客戶身上，而銀行如果不分散風險，災難就旋踵而至，就像99年前的台銀一樣。

1.日治時期的台灣銀行

日治時期的台灣銀行，地位就像中央銀行，是流通貨幣「台灣銀行券」的發行機構。此外，台銀也從事存款和放款與一般商業銀行無異。不同的是，日治時期的台銀非常「國際化」，分行遍佈海內外：在日本有4家分行 (東京、大阪、神戶與橫濱)，在中國有7家分行 (廈門、福州、汕頭、廣東、上海、漢口與大連，皆成立於清朝末年)；在世界各國則有9家分行 (紐約、倫敦、香港、新加坡和孟買)，比現在台銀的海外分行還多出一家。

當年的台銀與日本商社「鈴木商店」的關係匪淺，鈴木商店原為神戶地區的米糖貿易商，這家商社的經營者金子直吉是一位傳奇性的人物，他有兩位重要的友人：一是對台灣現代化貢獻卓著的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另一是台灣銀行的「頭取」中川小十郎，「頭取」者，「董事長」也。所以，鈴木商店從1899年起即擁有台灣樟腦的獨賣權，並且獲得台銀之融通支持。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鈴木商店靠著國際投機生意大發戰爭財，資金週轉大部分來自台銀。顛峰時期的鈴木，營業規模超過三井物產和三菱商社等大財閥，而台銀對其融資也不斷增加：1926年時，台銀的總放款額為4.94億日圓，其中對鈴木商店的放款就有3.57億日圓之多（當時1日圓約當現在的700至1,000日圓，或有誇張一點的估計在4,000至5,000日圓之間）。換言之，台銀72%的貸款集中在鈴木商店身上。這種情況在今日世界絕對不可能發生，但是在當年日本卻很平常。因為日本的企業都「順便」開銀行，前枱收受存款，後枱轉貸給母公司運用。這種銀行在日本金融史上叫做「機構銀行」。明治末年時，機構銀行的總數逾2,000家。當然，這些銀行都明顯不符授信限制。不過，當時的日本可沒有這一條金融管制。而台灣銀行雖然不是鈴木商店所開設的銀行，卻將貸款集中在鈴木之上，因此被譏為鈴木商店的機構銀行。 （相關報導： 謝錦芳專欄：穩定幣的風險與金融危機 ｜ 更多文章 ）

2.大到不能倒的鈴木商店

一戰結束後，參戰國迅速削減因戰爭而衍生的需求，致使日本經濟陷入蕭條，備受打擊的鈴木商店也在1921年出現財務危機，使得台銀對鈴木的貸款多數淪為回收困難的逾期放款。雪上加霜的是1923年9月1日的關東大地震，重創日本，日皇敕令商業銀行對企業紓困，再令日本的中央銀行「日本銀行」對一般銀行紓困，情況就像2009年時，金融海嘯後，我國的「政府挺銀行，銀行挺企業，企業挺勞工」政策一樣。日本銀行因此承受鉅額的不良債務，迫使若槻禮次郎內閣在1927年時，提出「震災手形損失補償公債法案」，希望國會同意發行公債以彌補日銀的損失。

日銀的損失合計2.68億日圓，其中的48.4%是台銀的不良債務。其實，台銀是將關東大地震之前就已經逾期的鈴木貸款，假震災紓困之名倒給日銀承擔，日本政府再將日銀的損失丟給國會，意圖讓全民埋單。不過，紙包不住火，國會之貴族院在1927年的3月召開秘密會議，調查台銀與鈴木的關係。不意秘密會議的資料外洩，輿論瞬即譁然，社會開始沸騰。

台銀承受不住龐大的壓力，被迫在3月26日宣布，不再對鈴木商店融資，而其他的銀行也紛紛跟進，猛抽鈴木的銀根。鈴木的經營者金子直吉在走投無路之際，狂言道：「假如鈴木商店倒閉，整個日本的財金界也會跟著倒閉，所以政府絕對不會讓鈴木倒！」可惜的是，金子直吉錯了。

金子直吉的話，用現代的語言來說，就是：鈴木商店「大到不能倒」，鈴木商店「大到不會倒」。不過，「Too Big To Fail」的迷思無法拯救鈴木商店，就像事隔81年後的2008年9月14日，美國政府沒有出手搭救雷曼兄弟一樣。這個自認「大到不會倒」的鈴木商店終究沒有盼到日本當局的救援，1927年4月8日，鈴木商店宣布破產。

鈴木一倒，金子直吉的預言「鈴木商店倒閉，整個日本的財金界也會跟著倒閉」就一語成讖。先是各銀行向台銀催討同業拆款，使得台銀的資金流動性在一夕間乾涸。緊接著，銀行同業間的拆款完全停擺，東京短期資金市場在瞬間凍結，致使所有的銀行一起喪失流動性。這種情況，按今日金融術語，叫做「信貸緊縮」 (credit crunch)，用白話文講，就是銀行「週轉不靈」。

3.昭和金融恐慌擠兌台灣銀行

銀行如果週轉不靈，天下必然大亂。日本近代史上最嚴重的金融風暴就此成形，史稱「昭和金融恐慌」。昭和金融恐慌的嚴重性在於日本全國都出現擠兌潮，連日本皇族所投資經營的銀行，人稱「華族銀行」的「十五銀行」亦於4月21日因為不堪擠兌而暫停營業。面對如此嚴峻的局勢，日本政府緊急通令：全國的銀行在22及23日停業兩天；銀行復業後的3周內，只准存戶提領小額生活費，其他一切債務暫停履行，此稱「延緩支付令」。

台灣的情況如何？當日本國會開始調查台銀與鈴木商店的關係時，台灣總督府就鐵腕管制新聞，禁止台灣島內的報紙報導相關訊息；至於從日本進口的報紙，則須剪掉有關台銀與日本金融危機的新聞後才准派報。

此外，日本的擠兌風潮一起，台灣總督府便估計，台灣島內各銀行6,253萬圓的存款中，將有2成的甲種存款、3成的定期存款，以及4成的小額存款會被提領，金額約在2,000萬圓之譜。至於被領走的鈔券中，將有半數被窖藏，另外一半會轉存到郵局，再從郵匯儲金的管道流回金融體系。因此，台灣總督府估計台灣島內各銀行將失血1,000萬圓，於是要求台灣銀行向日本大藏省交涉等額的台灣銀行券之特別發行額，以應付即將襲捲而來的銀行擠兌潮。 （相關報導： 謝錦芳專欄：穩定幣的風險與金融危機 ｜ 更多文章 ）

4月18日，台銀在日本的資金缺口擴大到2,800萬圓，只得宣布暫停營業3周，但是停業之範圍不包括台灣、倫敦及紐約。當天，台灣就爆發擠兌潮，台銀的存款在一日之間流失200萬圓。是日晚間，全台謠傳台灣各分行亦將停業，隔天隨即出現擠兌高峰，台銀被提領的存款超過前一日的金額。就在此時，東京方面傳出日本銀行將派遣30名行員攜帶2,000萬圓日本銀行券來台的消息。此顯示，日本當局認為台銀遭擠兌後，台灣社會對於台灣銀行券的信心勢必崩潰，金融危機很可能升級為貨幣危機，所以必須以強勢貨幣(日本銀行券)，替換弱勢貨幣(台灣銀行券)，才能力挽狂瀾。

台灣總督上山滿之進在得知消息後，急電訓令坐鎮東京處理台銀危機的後藤新平全力阻止。上山認為日本銀行的舉動徒增島內之混亂與不安，日本當局不能不與台灣總督府商議，就直接讓日本銀行券在台流通。(此一情況就像港幣一旦不穩，中國政府不與香港當局協商，就逕自以人民幣替換港幣一樣)。最後，日本銀行中止預定計畫，台灣銀行券才得以續存，直到日本統治結束為止。

台灣總督府在銀行遭擠兌時，曾經使出日後常見的花招，安撫群眾。例如，後藤新平即指示各銀行可以權宜借用台銀未發行的銀行券置於前枱，以示資金絕對充裕。至於是否曾經派員假扮成存戶，在群眾大擺長龍擠兌之際，反而抱來一大捆鈔票聲稱對銀行絕對有信心，要將家當全部存進去，則不得而知，因為文獻中並沒有記載。

4.政治後果

台灣的擠兌風潮雖然急起，卻也直落，當日本政府通令全國銀行於4月22日及23日暫停營業後，台灣社會隨即恢復平靜。所以台灣的擠兌風波起於4月18日，終於21日，前後總共4日。5月9日，日本政府於發布「臺灣ノ金融機關ニ對スル資金融通ニ關スル法律」 (台灣金融機關資金融通法案)對台灣各銀行，包括台灣銀行、華南銀行、台灣商工銀行、彰化銀行、台灣貯蓄銀行、三十四銀行，以及各信用組合提供2億圓的融通額度。此項法律公布時，金融危機實際上已經平息。

昭和金融恐慌發生於1927年，就時間來說，比1929年的美國經濟大蕭條 (Great Depression)早兩年，故為日本的本土性金融風暴。但是，對台灣來說，卻是「國際性」的金融危機。肇事者雖然是台銀，但是貸款給鈴木商店的卻是台銀的日本分行，而且倒閉的鈴木商店也是日本商社。換言之，這是一起台灣之銀行在外地經營不善，結果逆火回燒台灣的金融風暴。這段歷史的啟示是：馬政府時代的銀行西進中國，對台灣本土而言，絕對不是零風險。

證諸史實，每一場金融危機都會激起政經變革，昭和金融恐慌亦不例外。在政治方面，日本首相若槻禮次郎沒能撐過金融風暴就倒閣了，繼之而起的是田中義一內閣。田中義一何許人也？正是傳說中的「田中奏摺」之田中義一首相。日本就此走上積極對外擴張的軍國主義路線：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變、滿州國成立以及蘆溝橋事變等在十年間依序爆發。這一切不能說不是昭和金融恐慌的影響，如果是昭和金融恐慌的影響，就不能說不是台灣銀行的責任。

在金融改革方面，風暴過後，日本著手清算破產銀行、整併金融機構，「機構銀行」從此消失，銀行的總數亦從風暴前的2,000餘家縮減到1932年的625家。不過，日本為清理及整併銀行也付出極高的代價，每一名存款戶所損失的存款金額在35%至50%之間。惟人民之儲蓄也開始向三井、三菱、住友、安田與第一等五大銀行集中，形成現代日本的大銀行體制。至於台銀在日本的4家分行當然難逃關門之命運，而且直到1980年代後期，台銀才再度回到東京設置分行。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昭和金融恐慌之後，在日本的銀行法中新增了這種規定：「銀行對同一行業或同一客戶的授信額度不能超過一定的限制」。

在付出極高的代價之後，一個國家終於明白授信限制是何等重要的事。這樣自當明白我們的中央銀行為何要對房地產進行授信管制，儘管這樣做經常害人借不到銀行的房貸。

(參考文獻：黃紹恆 2010《臺灣經濟史中的臺灣總督府》，台北：遠流出版社。) （相關報導： 謝錦芳專欄：穩定幣的風險與金融危機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中研院兼任研究員，曾任行政院副院長、台灣證交所董事長、金管會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