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台灣變成一個台灣」的關鍵戰役：陳耀昌《牡丹頭顱筆記》選摘（3）

前言：二○一四年三月十六日及十七日，日本在早稻田大學召開「台灣出兵．牡丹社事件一百五十年」，交錯之日方視角。我有幸被邀請擔任開場演講，本文乃由當日之發表內容改寫而成。

日本與台灣，對「牡丹社事件」的用詞不同。台灣沿用清帝國當年的用語。當年的清帝國視原住民地域為「治理不及」之地，因此，對一八七一年的琉球人被害事件，清政府不聞不問，也沒有記載。所以把一八七四年日本出兵南台灣之後稱為「牡丹社事件」，而琉球人被害事件則被列入為牡丹社事件之「導火線」。日本則不同，他們把一八七一年的事定名為「宮古島漂民被害事件」，一八七四年的戰役則稱為「台灣出兵」。

一、 我想對台灣人而言，最重要的影響，當然就是「兩個台灣變成一個台灣」

一八七四年以前，瑯嶠及東半部原住民區域雖然可說是清國領土，但是如清朝自己所承認的，「過去已歸順，但因地處偏遠，未設官府經理」，也就是清國官員常說的一句話，「治理不及化外之地」。雖說雍正時，曾有藍廷珍的「台灣後山圖」描述台灣東岸主要河川及山勢，但之後全面畫界封山。清政府對原住民地區地形、居民鮮有清楚概念。因此才讓李仙得有機可乘，認為「原住民福爾摩沙非中國之一部分」，而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議，成為明治政府第一次的對外用兵。

在「台灣出兵」中，日軍用兵牡丹社，清國雖然調派了六千多淮軍來台，但也只敢把淮軍布陣在枋寮以北，而不敢越界進入瑯嶠。可見在清國執政者心目中，他們對「治理不及化外之地」的瑯嶠及其他原住民自治區，在法理上是否屬於清國，也沒有絕對信心。因此這個日本為結束「台灣出兵」而與清帝國所訂的「日清台灣北京專約」反而讓清國對台灣內山的領土擁有權，得到國際的認證。清帝國在一八七四年十月三十一日簽約得到台灣山地土地治理權，於是在瑯嶠設「恆春縣」，東部設「卑南廳」。然而，清帝國對這塊土地是陌生的，要等到五年後（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才有由夏獻綸繪製的第一幅「台灣後山輿圖」。

因此，我一直認為十月三十一日應該是台灣的國定紀念日。因為有這個「日清台灣北京專約」，我們才能稱呼這個島上所有的居民為「台灣人」。台灣的特色就是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如所舉說的，台灣史是不同世代一再發生的流亡→包容→感恩三部曲。台灣是一個不斷移民的社會，歷代統治者帶來的族群，都會成為台灣人的祖先。多元是台灣的宿命，台灣各族群，大家同島一命，，必須共同合作、互相尊重。今日台灣，沒有「台灣民族」，只有「台灣族群」。在一八七五年，台灣大約可以分為四個族群：（1）福佬人，（2）客家人，（3）平埔人，（4）原住民。在一八七五年時猶有不少平埔，但到一八九五，平埔或熟蕃的人數已大為減少。因為受到二十年「開山撫番」政策的影響，平埔人快速平地化，以避免被歧視。 （相關報導： 歷史新新聞》血液腫瘤專家寫大河小說　陳耀昌能創作出《斯卡羅》原著的秘密 ｜ 更多文章 ）

二、清政府由消極治台變積極治台的二十年

清國治台下的台灣漢人本為「東寧王國」遺眾。自清帝國領台以來，人心依舊思念鄭成功家族，思念東寧，所以台灣祭拜鄭成功的廟宇多達二百多所，而代表大明帝國神祇的玄天上帝廟，也遍佈全島。反之，台灣竟然不見一所以祭拜施琅為主神的廟宇。大清帝國治台期間，在一八七四年之前，「天地會」或以「反清復明」為號召的亂事頻頻，因此清政府對台灣消極管理，不思建設，只求不亂。但是在一八七四年因牡丹社事件而派到台灣的欽差大臣，福州人沈葆楨，則極具遠見。沈葆楨體會到，在全球海運日盛之下，未來台灣的地位會日趨重要，若不積極經營，收攏台灣人心，將來台灣必成國際列強競逐之地，清政府將有可能保不住台灣。於是他在全台各地廣設砲台，增加防禦力，並建議增設恆春縣及台東廳，接著解除海禁，鼓勵移民至花東地區開墾，最後則在一八八五年台灣建省。

而更重要的是，沈葆楨為鄭成功平反，建延平郡王祠。當然他本人對鄭成功也深為推崇。在清帝國統治下，這非常不簡單。

在台灣出兵，日本兵船自長崎出發時，日本官員安藤定寫了送行詩，提到鄭成功：

春風三月發京城，花笑鳥歌送我行；

前途所期君識否，臺灣欲弔鄭延平。

又曰：

大業七辛八苦間，坐劍跋涉幾江山；

霸吞瓊埔臺灣景，二十五橋十二灣。

也許是這首詩給了沈葆楨啟示，他做了三件收買台灣人心的事：

1.上書同治皇帝，為鄭成功平反。台灣由「施琅」的政治正確變為「鄭成功」的政治正確，以撫平台灣人思念東寧鄭氏之心。

2.建延平郡王祠，而且為鄭成功寫下我認為迄今最為精確，直指核心的對聯：

闢千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

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

3.沈葆楨也為枉死的監國太子鄭克夫妻題詩：

「夫死婦必死　君亡明乃亡」，為這位可憐的監國留下歷史地位。

後來證明沈葆楨這個做法是正確有效的。一百五十年後，我們回頭看，為鄭成功平反，肯定台灣民間對鄭成功的信仰，果然有效地拉近了台灣人對清廷的觀感。

三、清政府執行「開山撫番」政策，瑯嶠與後山原住民受到長期壓迫。

清廷執行「開山」（開山闢路）撫番（教化番民），軍隊進入原住民區域，很快引起原住民的反抗，於是「撫番」變成「剿番」。日軍撤退後不到三個月，清軍在瑯嶠就與大龜文王國產生衝突，作戰三個月，淮軍雖慘勝而損失慘重，現稱為「獅頭社之役」。我將之寫成《獅頭花》，由天理大學下村作次郎教授翻譯為〈フォルモサの涙　福爾摩沙之淚〉。

清軍在東部的台東及花蓮，更是以凶殘手段屠殺原住民，包括「大港口事件」屠殺花蓮阿美族（一八七七）；「撒奇萊雅事件」或「加禮宛事件」屠殺撒奇萊雅族及加禮宛族（一八七八）；以及台東、花蓮原住民、平埔及客家集體反抗的「大庄事件」（一八八八）。我的小說《苦楝花》就是描述清政府「開山撫番」政策對東部原住民的殘酷迫害。

四、日治時代的台灣人

在日本統治時期，把台灣人稱為本島人，本島人則分成（一）福建人（福佬）（二）廣東人（客家）（三）熟蕃（四）高沙或生蕃。清政府「開山撫番」二十年後，台灣進入日治時代。

第五任總督「理蕃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一九○六—一九一五）」正好是因「台灣出兵」石門一役而出名。他的理蕃政策甚至比清朝的「開山撫番」更嚴苛，除了武力對付台灣原住民（太魯閣戰役）。並有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五年的「南蕃事件」，除了沒收原住民槍械武器，還大舉對原住民部落遷徙或廢社，並且設隘口、隘寮，以異於統治「島民」的方式統治原住民。這就是美國學者Paul Barday 的著作「帝國棄民」（Outcast of Empire）中所描寫的，於是，到一九三○年，乃有「霧社事件」的發生，但不可思議地，在一九四○之後的二戰期間，「高砂軍」非常效忠日本帝國。 （相關報導： 歷史新新聞》血液腫瘤專家寫大河小說　陳耀昌能創作出《斯卡羅》原著的秘密 ｜ 更多文章 ）

五、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台灣族群

一九四五年台灣由日本統治變為國民政府統治，但原住民的地位並未改善，被稱為「山胞」或「山地同胞」，地位仍被歧視，被強迫改漢姓，於是在鄉公所人員的大筆一揮，同一家系，可以姓「楊」（楊傳廣），也可以姓「陽」（陽岱鋼）。

一九四五年之後，台灣平地人的血緣也有了巨大的變化。在日本時代，「島民」不是福建（福佬），就是廣東（客家）。雖然在一八九五年日軍占有台灣時，有些台東地區的駐軍（大部分是原籍湖南的湘軍），來不及撤回內地，也成為台灣人的祖先，但終究數目不多。但在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就不同了，特別是一九四九年大撤退來到台灣的一百二十萬人，除了福建、廣東以外，有大量來自大江南北的各省人士，甚至有滿、蒙、回、藏的非漢人民族。這就是楊儒賓在《1949 禮讚》中所說的「一九四九年大分裂與新漢華人文知識的再編成」，台灣人的血液中，從此更增加了大江南北的基因。我也常說，從此台灣有北京涮羊肉、山東饅頭、四川牛肉麵、雲南過橋米線……等等。

除了楊儒賓提到的大混合，在原住民的血緣方面，在一九六○∼一九七○之間，大量的退伍老兵與原住民的通婚，更是大大影響了原住民的血緣與認同。例如立法委員高金素梅因此流著安徽的血而對中國有強烈認同，前原民會副主委陳張培倫的父親來自貴州，是自韓戰戰場來台的一萬四千名反共義士之一，但陳張培倫則較認同台灣。 （相關報導： 歷史新新聞》血液腫瘤專家寫大河小說　陳耀昌能創作出《斯卡羅》原著的秘密 ｜ 更多文章 ）

＊作者陳耀昌，（1949～2025）臺灣血液疾病專家、作家與政治人物。為臺灣骨髓移植播種者，「法醫師法」先驅者，幹細胞醫學帶路者。六十歲開始寫小說，每出書必深入考究，筆下時帶臺灣情。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重返牡丹社：重返牡丹社：牡丹事件筆記、牡丹頭顱筆記》（允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