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川普的獨裁者們同心協力，促成這場全球規模的財富私有化：《狂野之旅》選摘（1）

自本書寫成以來，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運動於美國再興起，這或許正是中國崛起的所有後果中，最舉足輕重的一個。

網際網路在二十一世紀初問世，特別是社群媒體的出現，讓全球評論家振奮不已，認為資訊的普及，有助治理體系的民主化。然而結果卻出乎所有人意料—中共贏得了這場治理模式之戰，美國這個曾如此偉大的人權與民主堡壘，卻倒向了獨裁；政府直接干預私人企業的決策，就算是由政府直接投資私人或上市公司這種「社會主義式」的投資，也不過是塊號稱「攸關國家安全」的遮羞布。

要想理解此一轉向，關鍵在於中國的種種貿易與投資無不流露出侵略野心，而從中國湧出的資本海嘯，則是最主要的驅動力。這些資本形式多元，諸如將工廠移至中國的企業獲利；以美國債券形式向美國消費者提供的貸款；中國新富官員與消費者攜帶出境的現金；對中國企業的投資，以及族繁不及備載的各種管道。

中國的出口（及其必然結果，亦即川普的關稅政策）及中美的科技競賽，讓全球不敢掉以輕心，認為這是中國從一九七九至二〇〇九年的那段資本主義狂飆時期，所引發的主要問題。對中貿易及在中投資，都出現巨大且動搖穩定的資本過剩，這些錢總得有個去處，之後發生在這些錢上的事情，就構成了當前的政治情勢。這些過剩的資金回流至西方經濟體，全球的治理模式因此改變；如同一九九〇年代新通訊科技的發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體系，進而粉碎了二戰後的世界秩序。

一九四四年各國於美國新罕布夏州（New Hampshire）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建立的戰後全球貿易體系，設計初衷是依照古典經濟學派的思想來分工：每個國家都應進口國內無法順利生產或資源稀少的商品，並出口自己最具有優勢的產品。因此厄瓜多向美國出口香蕉，美國則向這類小國出口工業成品；或是中國向幾內亞進口鐵礦，再對其出口農業機械；這樣的貿易關係聽起來再合理不過。

當年齊聚布列敦森林的老頭子們沒料到的是，中國有朝一日會與「企業」的比較利益合夥，而非「國家」，從而消弭了國界。自對西方開放以來，中國各地政府與官僚全面動員努力替企業賺錢；開放初期，中國企業在國內的銷售金額，須等同其出口海外的規模，從而「平衡」銷售與美元外匯。

隨著中國透過出口累積的外匯存底愈來愈多，無論政府或富人，都極力想把這些錢移到安全的地點或轉換成可靠的資產；而所謂的安全可靠，就是要讓政府找不到，當然也包括中國政府。舉例來說，中國發展出「可變利益實體」（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簡稱 VIE）制度，亦即將設立於英屬維京群島等離岸避稅天堂的企業，當作大量上市公司的投資載體，讓資金流入這些高度不透明的地區。據化名「深喉 IPO」（Deep Throat IPO）的作者估算，自「改革開放」直至二〇二〇年，存放於避稅天堂的中國財富高達三十五兆美元。 （相關報導： 邀請世界旅人一起感動的台灣之書：《台灣感性》選摘（1） ｜ 更多文章 ）

中國之所以要爭相競逐先進半導體、鋰電池、人工智慧軟體等技術，原因與目的其實與出口如出一轍；儘管檯面上不斷強調大國崛起的那套說辭，但種種科技併購與國內研發，本質上與生產玩具鞋子的企業並無不同：都是為了出口擴張。中國最大的國家優勢，在於能迅速將技術規模生產，並傾銷全球，進而接管此技術在全球的市占率；至於太陽能發電或電動車電池等技術在中國國內的普及，不過是產能過剩的副作用，並非政策的核心。

綜觀中國漫長的進程中，曾有一段時間其出口所得回流投入房地產等國內資產，但不論經濟如何變化，出口及隨之而來的外匯存底始終不曾消停，即便到了中國內需疲軟的今時今日，出口都仍一路走強。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八日，中國公布的資料顯示，前十一個月的貿易順差突破了一兆美元；代表就算經濟成長明顯趨緩，外匯仍然比二〇二四年增加了至少八個百分點，央行外匯存底高達三兆美元。得利於長期的貿易順差，中國的強勢貨幣實力足以躋身全球最大的資產買家，從土地到高科技新創都是其標的；中國靠著此套路在二〇二四年賺進一兆美元，二〇二五年有望再創新高。

一些原本只是出口光碟播放機與洗衣機的公司，也因投資讓外匯獲利大幅成長。中國現身國際股市，拉開二十一世紀的序幕，讓這場金錢遊戲徹底改頭換面。中國政府設立的壟斷型投資銀行「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簡稱 CICC），也就是「中金公司」，可以從每一宗國營企業的公開募股中抽成，獲利驚人。私募股權基金也紛紛進場，一個新的私人資本階層隨之成形，現任與卸任官員無不為其鞍前馬後。這些企業的數千億美元前仆後繼流往避稅天堂，或是紐約、倫敦、雪梨、多倫多的房市。

外匯盈餘如何催生全球寡頭

川普、普丁、馬斯克、祖克柏等全球寡頭崛起的關鍵，在於出口與投資的外匯盈餘反覆循環，這同時也徹頭徹尾改變了國際體系。促成這股暗流的正是西方的兩大原罪：一來是一九九〇年代的大規模產業外移，西方國家未能攔截並讓企業獲利回流；再者是加密貨幣與各種私人數位支付系統出現後，資金流動的速度前所未有。

眾所周知，中國國內採行「弱勢」貨幣體系，亦即只要在中國境外，人民幣便無法使用或取得，除非能獲得重重繁複的官僚審批，不然難以兌換成其他貨幣。但中國企業的商品出口後會收到美元，這時就須將美元換成人民幣，此過程並未經過貨幣轉換，而是種對應機制：中國央行讓商業銀行買下出口商手中的美元後，可能會拿去購買美國公債；然後央行再印出等值的人民幣，並透過其往來的銀行交到出口商手上。這樣一來，中國央行擁有美國公債，就等於是借錢給美國人民，美國人民須為此支付利息。至於央行印出來並交給商業銀行的人民幣，帳面上看來是央行的負債，但沒人會天真到相信政府會還債。

中國不一定每次都將這筆資金投入美債或他國債券，有時也會轉向海外併購大宗物資、科技公司、農地、礦產，或乾脆對外放款。為何這些趨勢助長了全球威權主義？這是因為政治權力的高度集中，進而能從經濟體系中攫取巨額財富，這些財富反過來推升更進一步的政治權力集中。當一國領導人掌控龐大的資金流，就必須仰賴他國領導人協助確保這些資金的安全，於是一國的高度政治控制，往往會催生另一國的高度控制。

於是獨裁者們同心協力，促成了這場全球規模的財富私有化。當中最重要的非川普莫屬，他的當選清楚反映出金錢如何催生權力，權力又如何使金錢滾動不息，並將整個政治體系推向獨裁。全球權力精英相互扶持，守護彼此的財富版圖。舉例來說，「幣安」（Binance）加密貨幣交易所似乎讓川普家族海撈一票；幣安與川普相關企業合作推動新的數位貨幣專案，包括多米納里控股公司（Dominari Holdings），不僅由川普的兩個兒子艾瑞克（Eric Trump）與小唐納（Don Jr.）入主顧問委員會，更曾為「美國比特幣」（American Bitcoin）的首次公開募股提供融資；二〇二三年，幣安前執行長趙長鵬因承認協助洗錢而入獄，隨後又獲得川普特赦。

這種互助有時非常直接，例如二〇一六至二〇二〇年間，中國加速批准川普長女伊凡卡（Ivanka Trump）的商標申請，並向川普旗下企業提供數億美元貸款，這些都在實質上維護了川普家族的私人利益；也有較隱晦的方式，例如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政府相關機構透過空殼公司，向海外企業提供約二兆美元的貸款。部分貸款幫助中國達成獲取技術的國家目標，另一部分則用來回饋協助政府的個人。這些身家過百億、甚至上千億美元的富豪，需要海外具高度權力的威權領袖，幫他們藏匿從自己國內所攫取的財富；而政治人物也多半由這些精英階層選出或指派，其職責在於維護該遴選群體的利益。這恰恰演繹了今日超級富豪如何主導全球，並在各地助長威權體制蔓延。 （相關報導： 邀請世界旅人一起感動的台灣之書：《台灣感性》選摘（1） ｜ 更多文章 ）

＊作者楊思安（ANNE STEVENSON-YANG）身兼作家、商業評論家與分析師。旅居中國二十五年間，她曾在中美貿易中擔任重要角色，並創立了出版、軟體及網路媒體領域的公司，同時也是美奇金投資諮詢公司（J Capital Research）聯合創辦人兼研究總監。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狂野之旅：外商在中國的25年，從錢進中國到排外閉鎖的經濟簡史》（八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