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健全的民主社會，政策的歧異本應是淬鍊真理的磨刀石。然而，隨著政治極化與社會撕裂的加劇，公共議題的討論已然陷入一場集體的「泛政治化」高燒。舉凡預算編列的合理性、法治程序的嚴謹尊嚴、乃至於複雜的地緣博弈，最終往往不敵一句刺耳的標籤。論辯的終點，不再是邏輯的勝負，而是人格的處決。
這種景象與市井間的喧囂並無本質差異。正如孩童鬥狠時噴薄而出的三字經，或情侶爭執間互擲的「渣男」、「怨女」；當言語無力應對現實，人們便傾向於脫離問題本身，轉而訴諸人格的踐踏。當雙方陣營不再試圖以理服人，而是選擇以「扣帽子」的方式否定彼此存在的價值，這場溝通便已淪為一場毫無尊嚴的互毆。
然則，這種「政治髒話」比之市井穢言更為陰險。它披著神聖的意識形態外衣，演化為一種「政治髒話」。它在不同的時空裂縫中變換皮相：有時是跨國界的「希特勒」，有時是本土化的「賣國賊」、「中共同路人」或是「美帝國主義走狗」。
這些詞彙的功能早已脫離了事實的描述，其唯一的本質在於「定性」。只要成功將對手定性為道德上的極惡，便能免於查證事實的義務，閹割所有理性討論的空間。當政治演變至此，真理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誰能先在對方的額頭上，釘下那枚永世不得翻身的恥辱標籤。
全球通用的「辯論終結者」
政治髒話的氾濫，本質上是論辯者在智力破產邊緣的集體焦慮。當一個人的理性無力承載對手拋出的數據、證據或法理時，最廉價的防禦堡壘便是「標籤化」。試圖以道德的審判，掩蓋邏輯的空洞。
放眼全球，這種現象已構成政壇的病理學常態。著名的「戈德溫法則」（Godwin's Law）精確預言了論辯的終點：隨著對話時間拉長，出現希特勒或納粹類比的機率趨近於百分之百。這揭示了人類在辭窮之際，對「終極邪惡」那種近乎病態的依賴。只要將對手推向歷史的火刑架，論證的義務便能瞬間豁免。
這種「扣帽子」的髒話，隨各國政治體質的痛點變幻皮相。在委內瑞拉，質疑政府貪腐的國民被驅逐進「美帝走狗」的修辭牢籠；在歐洲，在野黨的政治挑戰被簡化為「極右翼」的野蠻騷亂；而在俄烏戰爭的硝煙下，主張外交斡旋的政客，皆被釘在「綏靖主義者」或「普丁傀儡」的十字架上。這些詞彙是權力者的護身符，讓他們能理直氣壯地將政治異議「非人化」。
臺灣人太熟悉這種操作了。在這裡，地緣政治的複雜盤根，被「中共同路人」的紅漆一筆塗抹；能源安全的國安辯論，被「罔顧安危」的咒語封印；甚至連對權力制衡的憲政要求，都能被斥為「毀憲亂政」。認為罷免不合理和不應該的人，都可被簡化成「該被割器官的中國人」！
只要揮舞這些政治髒話，徹底摧毀對手的人格與道德根基，權力者與其附庸便能心安理得地避開所有關於地緣戰略、能源安全與民主精神的沉重思考。
當我們反對政治髒話
語言是思維的邊界，當政治髒話橫行時，一個人失去的不僅是有雅量的談吐，更是失去身為獨立個體判斷是非的能力。這場修辭的潰爛，實則是對公眾智識的集體閹割。而權力者與側翼之所以需要這些高分貝的咒語，正是因為他們已無力在理性的陽光下，直視政策的漏洞與權力的私慾。用一張張廉價的標籤，將複雜的現實簡化為非黑即白的荒原，好讓自己在其中橫行無忌。
歷史一再證明，一個習慣用「髒話」治國的社會，最終必將走向集體的失智與瘋狂。如果我們任由「中共同路人」成為標點符號，那我們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民主論壇，終將淪為一座死寂的廢墟。剩下的將不再是真理的磨刀石，而是一堆堆毫無生命力的政治殘骸。
作為一個人、一個自由人的尊嚴，不在於標籤貼得夠不夠紅，也不在於你的咒語唸得夠不夠響，而是在於我們是否還擁有一種勇氣，用最樸實、最真誠的語言，去拆解權力謊言的勇氣。
而當那句足以「終結討論」的政治髒話再次襲來時，試著在心裡守住語言的清白，或者大聲地追問對方：
「除了這些髒話，你還剩下什麼？」
＊作者為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企管系三年級學生、大九學堂第五期學員，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