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殺死了首爾媽媽的職涯？從大數據解讀「脆弱的嬰兒潮」與「生育懲罰」

當韓國沈浸在2025年短暫的「嬰兒潮」喜悅中，一份最新的報告卻揭示了殘酷的代價：韓國女性重返職場平均需要費時4年，而且將近半數都會面臨減薪命運。

​回顧2025年下半年，韓國終於在人口懸崖邊緣煞住了車。根據韓國統計廳去年9月發布的數據，當年7月的出生人數達到21,803人，較前一年同期增長5.9%，創下連續13個月的正成長。更令人振奮的是，2025年1月至7月的累計出生數達到147,804人、年增7.2%，這也是1981年有紀錄以來的最高增幅。

統計廳官員分析，這波嬰兒潮主要歸功於「婚後補償性生育」（疫後結婚潮的遞延效應）、政府的大力補貼政策，以及30多歲女性人口的增加。

直屬韓國總統的「低生育高齡社會委員會」去年9月發布的民調也顯示，未婚男女對婚姻持正面看法的比例升至64.5%，認為「必須生孩子」的比例更大幅躍升至61.2%。當時韓國官員曾樂觀預測：「如果這種復甦持續，韓國的總和生育率有望突破0.8，甚至在2026年第一季攀上高峰。」

當韓國好不容易感受到了一絲人口結構上的「暖意」，然而，首爾市女性家族財團（Seoul Foundation of Women & Family）12日發布的最新報告，卻澆熄了人們對於「少子化對策」過度樂觀的期待。

這份報告揭示了一個被長期忽視、卻又極其具體的社會現象——「母職懲罰」。數據顯示，在首爾，經歷懷孕、生產或育兒而中斷職涯的女性，若想重返職場，平均需要耗費長達48.4個月（約4年）的時間，且高達四成的女性必須接受比離職前更低的薪資。

隱形的玻璃天花板：四年等待與薪資打折

這份針對2,754名19至64歲首爾就業居民的調查，精準地描繪出性別在勞動市場中的巨大鴻溝。報告指出，女性在經歷育兒相關的職涯中斷後，平均求職期長達48.4個月；相比之下，要是經歷職涯中斷的男性，僅需20.4個月就能重返職場。這意味著，女性因為生育所付出的時間成本，是男性的兩倍以上。

更令人心寒的，是女性回歸職場後的待遇。

調查顯示，42.5%的女性在重返職場後，薪資較先前的工作有所下降；相同處境下的男性，僅有25%面臨減薪。這種結構性的不平等，直接導致了男女薪資的絕對落差。目前，首爾女性的平均月薪為287萬韓元（約合新台幣6.2萬），而男性則為388萬韓元（約合新台幣8.4萬）。這中間存在的百萬韓元差距，不僅是職位的落差，更是社會對「照顧者」角色的隱性懲罰。

研究人員直言，職涯中斷造成女性長期的職業斷層，進一步固化了薪資與工作穩定性上的性別鴻溝。

「被迫」的幸福：假象的工作與生活平衡

報告中有一項看似正面的數據：32.2%的女性表示，新工作讓她們的「工作與生活平衡」得到了改善，這一比例是男性（15.4%）的兩倍。然而，所謂「改善」背後，卻隱藏著苦澀的真相。 （相關報導： 從練習生被拒到全球狂熱！《Kpop獵魔女團》抱回金球獎「最佳動畫長片」與「最佳原創歌曲」 ｜ 更多文章 ）

報告犀利地指出，這往往是一種「被迫的權衡」。由於韓國社會缺乏足夠的育兒支援系統，許多女性並非自願選擇更輕鬆的工作，而是為了兼顧家庭，不得不妥協於工時較短、彈性較大，但薪資更低、升遷無望的職位。

也就是說，所謂工作與家庭的「平衡」，其實是用職涯發展的停滯與經濟收入的縮水換來的。與其說是生活品質的提升，不如說是對現實無奈的低頭。

職場文化的結構性共犯

為何「母職懲罰」在韓國如此根深蒂固？數據指向了企業規模與職場文化的結構性因素。

首先，56.3%的女性受僱於員工數少於50人的中小型企業，近54%的男性則任職於規模較大、制度較完善的組織。小型企業往往缺乏落實性別平權的資源與意願，使得女性在這些環境中更容易受到邊緣化。

其次，懲罰性的職場文化依然盛行。25.9%的女性表示，因為申請育嬰假或縮短工時而遭受到負面的績效評估；相比之下，僅有14.8%的男性遭遇類似對待。當「請假照顧孩子」被視為對團隊的背叛或工作不力的證明時，政策上再多的育嬰假福利，都難以在實務中真正落地。

雖然2025年的數據顯示生育率從2023年的歷史低點0.72（全球最低）觸底反彈，回升至0.8左右，但這距離維持人口穩定的替代生育率2.1，仍有非常大的差距。更關鍵的是，如果職場環境依然對母親充滿敵意，這波因「疫後結婚潮」帶來的短暫反彈，極有可能只是曇花一現。 （相關報導： 從練習生被拒到全球狂熱！《Kpop獵魔女團》抱回金球獎「最佳動畫長片」與「最佳原創歌曲」 ｜ 更多文章 ）

​韓國社會學家指出，目前的生育回升更多是基於特定年齡層的人口紅利與疫後效應，而非結構性問題的解決。當女性意識到生育意味著必須面對「四年求職期」與「永久性減薪」，她們生孩子的意願很可能會再次急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