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當刑事大法庭裁定背離立法本意，詐騙減刑正被制度化

法務部發布新聞稿，​指出因應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就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四十七條所​作裁定，將啟動修法作業，並罕見直言該裁定結果「​與立法目的有所落差」。主管機關公開承認制度偏差，實屬少見，​也凸顯當前詐騙防制正面臨嚴重警訊。

​依該新聞稿說明，刑事大法庭認為，只要被告自白並繳回其「​個人實際取得之犯罪所得」，即可能適用減刑，​無須填補被害人全部損失。此一見解，實質限縮了原本立法時「​以填補被害人損害作為減刑前提」的制度設計，​也使詐欺犯罪在實務上出現明顯的減責空間。

​詐騙犯罪並非單一行為人所能完成，而是高度分工的組織型犯罪。​車手、話務、金流層層切割，真正獲利者往往位於上游。​若僅要求繳回被告「個人所得」即可換取刑責減輕，​等同制度性允許犯罪集團透過角色分工降低整體風險，​卻將最沉重的財務損失，全數留給被害人自行承擔。

​法務部在新聞稿中坦言，此一裁定恐「造成不當減刑效果」，​並與立法原意不符，因而啟動修法。問題在於，修法完成之前，​該裁定仍將持續適用於司法實務。這段制度空窗期，​無疑為詐騙犯罪創造可預期的操作空間，​也進一步削弱防詐的嚇阻效果。更令人憂心的是，刑事程序中對「​是否有利於被告減刑」的討論，​往往凌駕於被害人實際損害是否獲得補救之上。​當制度對犯罪者展現高度彈性，卻對被害人缺乏實質保障，​社會對司法的信任勢必持續流失。

​因此打擊詐騙不只是治安問題，​而是攸關金融秩序與司法正義的制度選擇。​若刑事政策讓犯罪成本持續降低，詐騙自然不會消失，​只會更加組織化與產業化。制度改革的核心，​應回到一個最基本的原則：犯罪不該比守法更有利，​被害人不該成為制度中最被忽略的一群人。​司法是國家最後一道防線，不應該讓受害人二度傷害。

＊作者為​政大法研所、政大EMBA、前兆豐銀行高管、國際CAMS反洗錢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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