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怕了？日本刻意淡化台灣定位　「台灣有事」說法全面退讓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6日在就任後首次黨魁辯論中，面對在野四黨輪番追問「台灣有事」與中日關係，她的用詞與一個多星期前相比，明顯收緊、調子放軟，高市在國會會場多次重申，台日之間維繫的是非政府層級的務實往來，並點出「（日本）根據《舊金山和約》放棄全部許可權，並無認定台灣法律地位的立場」，刻意與國際上常見的「台灣主權定位」爭論保持距離，這番說法，一方面回應北京對她先前談話的強烈不滿，一方面也試圖向國內外釋出「現行政策未變」的訊號。

重新界定對台敘事，台日非政府實務關係強調「延續既有路線」

在共同社與日經等媒體的鏡頭前，高市早苗26日下午以自民黨總裁兼首相身分，首度走上黨魁辯論台。會中，野黨領袖將焦點鎖定在「台灣有事」相關答辯與中日關係降溫，要求她說清「政府的真實想法」，高市選擇從法律與外交實務兩個層面切入，她先表明，日本現行對台政策延續戰後既有架構，台日之間是透過非政府窗口進行務實合作，「與台灣的關係是作為非政府之間的務實關係來維繫，根據《舊金山和約》，日本已經放棄有關台灣的一切權利與許可權」，此一說法，等同強調東京並未在主權層面做出新的法律認定，而是將互動定位在經貿、交流、安全對話等實務面，避免被解讀為在敏感時刻調整對台立場，在野黨的追問，實際上也反映近期國內輿論對「台灣有事」用語的警戒：一旦首相的答辯被視為政策宣示，可能在區域局勢緊張之際，引發北京升高壓力，高市選擇以「舊金山和約」與「非政府實務關係」作為框架，試圖把爭議重新拉回國際法與戰後體制的既定軌道。

存亡危機事態說法降溫，強調以具體情境與情報綜合判斷

除了關係定調，高市也花了不少篇幅修飾「台灣有事」與「存亡危機事態」之間的關聯，面對野黨質疑她在國會答辯時「擴張」集體自衛權的適用範圍，高市特別回應表示，先前答覆的前提，是在被問及特定情境下做出的描述，「由於被問及具體事例，所以在那個範圍內做出誠實回答」，她進一步說明，是否構成「存亡危機事態」，不會只根據單一事件或假設場景，而是「將根據實際發生的事態個別具體情況，綜合全部資訊來進行判斷」，這番話與她在11月初的國會答辯相比，更加強調程序與評估機制，而不是結果本身，在談到對中關係時，高市也刻意搭配較為柔和的表述，她表示「通過對話建立全面良好關係，讓國家利益最大化是我的責任」，試圖在安全憂慮與經濟現實之間找到平衡。一方面維持與美國協調下的安全政策路線，一方面也向北京釋出「不以對抗為唯一選項」的訊號，為後續外交操作保留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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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有事」言論爆發後，高市早苗的態度漸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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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1月7日高市早苗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提到「台灣有事」可能構成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亡危機事態」開始，整場風波便迅速擴大，這番答辯原本被視為例行性質，卻因涉及敏感區域情勢，引發日媒與國際觀察界高度關注，也成為北京翌日對外強烈反彈的導火線，其後數日，中國除重申一中立場、要求高市撤回相關言論外，更相繼祭出旅遊警示與水產進口限制，以經濟與人流手段對東京施壓，使雙邊關係再度滑入冷卻循環，在日本國內，輿論也開始升溫，在野黨質疑首相的答辯是否突破既有安保政策框架，評論界則憂心日本可能因政治表態而更深捲入台海緊張，進一步拉高中日之間的摩擦，這些討論與疑慮在11月中旬逐漸累積，形成壓力，讓高市面臨的不僅是外交層面的反彈，也包括內部政治對其發言精準度的要求，因此，當11月26日黨魁辯論登場，高市以首相及自民黨總裁的雙重身分，必須在全體政黨領袖面前回應這場延燒近三週的爭議，她在辯論中刻意收緊語氣，重申台日之間僅維持非政府層級的務實往來，強調「根據《舊金山和約》，日本已經放棄有關台灣的一切權利與許可權」，至於「存亡危機事態」的認定，她則把先前較為直接的回答，轉化為「將根據實際發生的事態個別具體情況，綜合全部資訊來進行判斷」，試圖把原本被視為政策宣示的句子，重新拉回到制度化的判斷程序，從這三週的發展來看，高市的表述並非突然轉向，而是經歷外部壓力、國內質疑與政策被放大檢視後，逐步調整為更審慎的修辭，這場風波因11月7日的一句答辯開始，卻在11月26日的辯論中演變為日本對台、中日關係與安保政策之間的「語境重整」。

中日關係降溫壓力下，以「對話」與「國益」包裝強硬立場

面對在野黨詢問如何處理與中國的緊張氣氛，高市早苗沒有直接提及具體制裁或報復措施，而是把主軸放在「國益」與「對話」，她強調「通過對話建立全面良好關係，讓國家利益最大化是我的責任」，一方面顯示不希望讓雙邊關係持續惡化，一方面也避免在公開辯論中留下過於刺激北京的語句，但在安全政策層面，高市並未收回有關「台灣有事」風險的評估，她只是把原本較直白的表述，轉換成「依實際情況、綜合情報判斷」的技術性說法，讓決策模式看起來更像制度化程序，而非政治人物單方的政治宣示，這種修辭調整，對外有助於降低衝突感，對內則是在維持安保政策連貫性的同時，緩和部分選民與在野黨對「被捲入戰爭」的疑慮。

在台日實務合作與區域風險之間，高市試圖畫出新的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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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這場辯論，高市早苗一方面透過「非政府務實關係」的說法，維持台日現行互動模式，避免讓友台形象被外界解讀為法律地位上的「再定義」；另一方面，又藉由重新敘述「存亡危機事態」認定方式，把焦點從具體「台灣有事」情境轉移到制度與程序，對北京而言，她先前在預算委員會上的發言已被視為挑戰紅線；對國內輿論與在野黨來說，則擔心日本因此更深捲入台海局勢，高市在黨魁辯論中採取的，是一種「立場不退、用語降溫」的折衷：安保政策路線並未鬆動，但透過不斷提及《舊金山和約》與「對話」、「國益」等關鍵字，試圖把自己塑造成在高風險環境中管理風險的「穩定掌舵者」，而非單純升高緊張氣氛的推手。未來中日關係與台海局勢如何演變，她此刻畫出的界線，恐怕也將持續接受區域局勢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