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岷欽觀點：川普關稅與美國憲法對決的最終篇

憲法不是一份自殺協議，但也不是一份只適用於太平時期的文件；其價值在危機時刻方得到證明。（The Constitution is not a suicide pact, but neither is it a fair-weather document. Its value is proven in times of crisis.）—前美國大法官傑克森（Robert H. Jackson）

在美國憲政史上，極少有一場官司同時牽動經濟、法律與文明的三重邊界。2025年 11月 5日，最高法院將開庭審理 Learning Resources v. Trump，這不只是對關稅政策的審查，更是對「總統是否能以緊急權力重寫憲法的財政章」的一場終極辯論。

從國會的反擊開始：制度的回聲

10月底，華府上演罕見的三連戰。參議院連續三天通過三項跨黨派決議，試圖終止川普以《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為依據的「全球關稅」。最後一案以 51比 47通過，象徵國會對行政濫權的制度反擊。

發起人的民主黨參議員懷登（Ron Wyden）在表決前指出：「今天，國會有機會停止從美國家庭的錢包裡掏錢。」四位共和黨人——麥康奈、穆考斯基、柯林斯、保羅——再度倒戈，組成一個名為「憲政保守派」的小團隊。共和黨參議院領袖麥康奈直言：「關稅，讓在美國生產與購買都更昂貴。貿易戰的經濟傷害，從來不是例外，而是歷史的常態。」

儘管眾議院已封鎖相關法案，使這些決議僅具象徵性，但這場「制度回聲」意在提醒最高法院——課稅權屬於國會，而非白宮。

雖然，根據美國海關統計，截至 8月，政府已自關稅中徵得 880億美元；但是，美國稅務基金會(Tax Foundation)預估：未來十年美國 GDP將因此縮減 0.5%，平均家庭每年增加稅負 1,600美元。由此可見，川普的關稅戰是一場以「反貿易逆差」之名，行「對國內消費者課稅」之實的經濟實驗。

從經濟戰到憲政戰：重大問題原則的回歸

《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於 1977年通過，原意是為了在敵對國家威脅下凍結資產，但從未被用作課徵關稅。直到川普在 2025年 4月宣布「解放日關稅」（Liberation Day Tariffs），對全球所有進口課徵 10%基礎稅率，並對「貿易逆差最大國」加徵懲罰性稅率至 50%。白宮宣稱「長期貿易逆差構成國家安全危機」，以此啟動緊急權。

但是，問題在於：川普口中所謂的「危機」能否成為稅權的理由？ （相關報導： 呂紹煒專欄：美國對兩岸新增關稅相同，中國加一變回歸中國 ｜ 更多文章 ）

正如《美聯社》評論指出，這是一次制度的對稱性測試——「保守派多數會否對共和黨總統施以與拜登相同的嚴苛標準？」在拜登任內，最高法院三度引用「重大問題原則」推翻行政命令：其一、2021年租金凍結令（Alabama Assn. of Realtors v. HHS）；其二、2022年電廠減排規範（West Virginia v. EPA）；其三、2023年學貸減免案（Biden v. Nebraska）

這些案件奠定原則：「國會若未明確授權，總統不得以模糊字眼行重大政策。」

如今，挑戰者引用川普親自任命的三位大法官言論反擊：其一、戈薩奇（Gorsuch）警告，若缺乏警覺，「立法將淪為現任總統意志的工具」；其二、巴瑞特（Barrett）強調，國會授權應「符合理性理解」，而非任意擴張；其三、卡瓦諾（Kavanaugh）提醒法院，不應「輕易接受緊急權主張」。

然而，面對分權與制衡的民主制度，川普在關稅案中卻主張：「重大問題原則不適用於外交與國安領域」。曾經審理此案的聯邦巡迴法官塔蘭托（Richard Gary Taranto）在少數意見中寫道：「IEEPA是緊急法，國會有意給予總統最大彈性。」他援引 1981年 Dames & Moore v. Regan案，當時最高法院支持卡特總統凍結伊朗資產。

巧合的是，那份判決由前美國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撰寫，而其法律助理正是現任首席大法官羅勃茲(John Roberts)——歷史的迴聲再度飄盪在法院之中。

五位關鍵大法官：憲政錨定的中心

11月 2日，《華盛頓郵報》預測：「這是本屆最難預測的案件，輸贏的機率，五五開。」因為，每位大法官的立場，都象徵美國分權哲學的一種版本。其中，最高法院的五位關鍵大法官，將為美國的憲政寫下關鍵性的篇章：

1. 戈蘇奇(Neil Gorsuch)屬於原旨派的良知考驗

他主張嚴守分權，防止國會「授權過度」。建國者不會認可總統擁有關稅主導權。但他亦可能以文字解釋為由，認為「規範進口」暗含稅權——在法律與良知之間，他是一個可能的「反川普保守派」。

2. 羅勃茲(John Roberts)屬於制度對稱的守門人

他在 2023年推翻拜登學貸案時引用重大問題原則，如今同樣的標準若應用於 IEEPA，川普恐難通過。Roberts可能追問：「何為真正的緊急狀態？」川普以「貿易逆差」作為理由，但理由多變、動機可疑。若他認定這屬「藉口性政策」，白宮恐再度被他「回踢」。

3. 卡瓦諾(Brett Kavanaugh)重視國安與現實之界

他主張在外交與國安上給予總統寬容，但也提醒「必須界定邊界以防濫用」。挑戰方若能證明這是「國內稅收」而非「外交行動」，他可能成為關鍵反票。

4. 凱根(Elena Kagan)擅長以敵之矛攻敵之盾

凱根將運用保守派自己制定的原則逼他們一致；她的策略不是推翻憲政原則，而是迫使對手履行憲政原則。她是自由派三人中最具戰略性的協調者。

5. 巴雷特( Amy Coney Barrett)援引信用卡寓言的回歸

她在學貸案的比喻已成法界名言——「母親交給保姆信用卡說『讓孩子開心』。保姆帶孩子去遊樂園兩天。這或許是字面授權，卻非合理理解。」報導形容：「川普的全球關稅，就像那趟保姆的公路旅行。」 （相關報導： 呂紹煒專欄：美國對兩岸新增關稅相同，中國加一變回歸中國 ｜ 更多文章 ）

巴雷特或是保守派最有可能倒戈的一票。若她在庭上問出：「總統的行政權伊於胡底？」(How far can this go?)，意味著白宮的防線已鬆動。

司法的一致性考驗：原則還是選擇？

川普關稅案整起訴訟的靈魂問題是：「當重大問題原則用來限制拜登時是原則；當用來限制川普時難道會變成選擇嗎？」

誠如法律學者桑斯坦( Cass Sunstein)所言：「重大問題原則的真正使命，是讓政治責任回到國會，而非留在白宮。」若法院採一致標準，IEEPA將被限縮，國會稅權重返軌道。若法院出現雙重標準，美國將正式邁入「例外常態化」的新時代——總統可藉「緊急狀態」重塑經濟體系。這不只是對川普的審判，而是對法院本身的誠實測試。

當例外成為常態，憲法仍在呼吸嗎？

最高法院大法官審理《川普關稅案》(Learning Resources v. Trump)不僅是經濟案，更是一場文明審判，因為其結果將決定美國是否仍是一個以分權制衡為名的民主共和國，抑或已成為以例外為常態的行政帝國。

若最高法院堅守原則，將再度重申憲法之魂——若人民無代表權，則不必納稅(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若選擇沉默或妥協，則「緊急」將不再是例外，而是權力的日常語言。屆時，國會的表決、法院的辯論、以及公民的稅單，都將共同回答那個古老的問題：

「當總統以緊急之名行常態之事，誰還記得法律的界線？」 （相關報導： 呂紹煒專欄：美國對兩岸新增關稅相同，中國加一變回歸中國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世新大學管理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