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日本深陷於「國難」等級的少子化危機時，東京都政府推出「無痛分娩」（硬膜外麻醉）補助計畫，試圖透過減輕女性身體上的痛苦，為低到令人絕望的生育率注入一絲希望。《華爾街日報》11日指出，這不僅是一項公衛政策，更是對傳統母職想像的溫柔宣戰，挑戰著那句縈繞在日本代代母親耳邊的魔咒：「忍受劇痛，才能與孩子建立最深的羈絆。」
當西村萌子（Moeko Nishimura）在2023年準備迎接她第二個孩子時，內心充滿了恐懼。她無法忘記2019年生下大女兒時的經歷——那種撕心裂肺的劇痛，以及產後漫長而痛苦的恢復期，是她對成為母親的第一份，也是最深刻的記憶。
「我當時有點被日本的傳統觀念給束縛了，」西村女士回憶道，「那種『妳必須經歷自然產的痛，才算是一個真正的媽媽』的想法，讓我第一胎時沒有選擇硬膜外麻醉。」她坦言：「我對此後悔莫及。」
因此當她第二次懷孕，做出了不同的選擇。在無痛分娩的幫助下，她誕下了一個健康的男孩，而這次的產後恢復速度之快，讓她自己都感到驚訝。「我真心希望硬膜外麻醉分娩能夠成為常態。」她的心聲，不僅是個人的願望，也意外地與東京市政府的焦慮產生了共鳴。
日本，這個曾經創造經濟奇蹟的國度，正以驚人的速度走向衰老。根據日本政府的數據，2024年全國新生兒人數僅約68.6萬，與十年前超過百萬的盛況相比，猶如墜崖式下跌。更令人觸目驚心的是，同年的死亡人數是出生人數的兩倍有餘。自2008年的人口高峰以來，日本總人口在短短十幾年間已萎縮了約400萬人，降至約1.24億。
2023年的總和生育率——即女性一生中平均生育的子女人數——僅有1.2，遠低於維持人口穩定所需的2.1。這個數字不僅是冰冷的統計，更是國家未來的警鐘。儘管政府多年來祭出育兒補貼、家庭稅收減免等各種「催生」政策，卻始終收效甚微。
在這樣的背景下，東京市政府的「無痛分娩補助」政策橫空出世，顯得既新穎又帶有些許絕望的意味。官員們希望，透過為女性支付一部分分娩止痛的費用，能夠稍微「推升」一下新生兒的數量，同時也一點一點鑿開那附著在「無痛分娩」上的文化污名。
溫柔戰爭：當「根性論」走進產房
這項政策之所以引發巨大關注，不僅因為它的經濟誘因，更因為它直接挑戰了日本社會根深蒂固的文化觀念。
根據日本婦產科醫師協會的數據，2024年，日本只有13.8%的分娩使用了硬膜外麻醉。這個數字在已開發國家中低得驚人。作為對比，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2022年的數據顯示，其比例高達77%；在法國等歐洲國家，更是超過80%。
「我相信，自然就是最好的。」在東京執業30年、接生超過800名嬰兒的資深助產士齋藤久子（Hisako Saito）女士，代表了傳統派的觀點。她堅信，分娩的疼痛能夠強化母親與嬰兒之間的連結。「我認為，有些母親如果在生產時用了硬膜外麻醉，之後會覺得很難抱住或安撫她們的寶寶。」
齋藤久子直言：「我認為這可能是一項不適合日本人的醫療程序。」
這種將「疼痛」與「母愛」劃上等號的觀念，彷彿一種無形的「根性論」在產房裡的延伸。它形成了一種強大的社會壓力，讓許多女性在最脆弱的時刻，還得背負起「證明自己是好媽媽」的沉重枷鎖。
「我的日本朋友們之所以不敢選，是因為對相關資訊的匱乏感到恐懼。妳只知道要在脊椎上打一針，這聽起來就很可怕。」廣瀨由香（Yuka Hirose）的經歷極具代表性。她2015年在日本生第一胎時，沒有使用無痛分娩。2017年，她在英國生下第二個孩子，驚訝地發現當地「人們對硬膜外麻醉完全沒有負面看法」。於是她選擇了止痛，並在去年回到日本生第三胎時，再次毫不猶豫地做出同樣的選擇。
甚至有位不願具名的母親透露，2021年她臨盆在即，僅僅是考慮使用無痛分娩，就遭到了丈夫的嚴厲斥責。在經歷了兩次流產的創傷後，她最終無視了丈夫的反對，堅持了自己的選擇。
這場圍繞著產痛的「溫柔戰爭」，一方是傳承已久的母職神話，另一方則是現代醫學與女性自主意識的覺醒。日本產科麻醉與圍產醫學會主席寺井勝雄（Katsuo Terui）醫師，便站在了科學與共情的立場上。他表示，這種「痛等於愛」的觀點他從小聽到大，但他反問：「父親們並沒有經歷分娩的痛苦，但他們一樣能與孩子建立深厚的連結。」
「我完全不覺得，疼痛對於形成母子羈絆有多重要。」寺井醫師一語道破了神話的虛妄。
錢與麻醉師的雙重高牆：想不痛，為何這麼難？
首先是費用。在日本，硬膜外麻醉通常不被納入國民健康保險的給付範圍。這意味著產婦若想選擇，就必須找到提供此項服務的私人診所，並全額自費。根據東京都政府的調查，這項服務的平均費用約為12萬4千日圓（約新台幣2.6萬元）。
這正是東京新政策試圖突破的關卡。自2025年10月1日起，市政府將針對在首都圈約119家指定醫療機構接受無痛分娩的產婦，提供最高10萬日圓（約新台幣2.1萬元）的補助。這筆錢雖不能完全涵蓋費用，但無疑大大降低了經濟門檻。
「我們透過調查發現，有很多人想要無痛分娩，卻因為費用的關係而無法獲得。」負責該計畫的東京都政府官員和田詩織（Shiori Wada）說。
其次是醫療資源的分配不均。硬膜外麻醉是一項需要由專業麻醉醫師執行的侵入性醫療行為。在東京這樣的大都會，醫療資源相對豐富，產婦尚有選擇的空間。然而，一旦離開大城市，麻醉醫師的短缺便成為了難以逾越的高牆。
「在東京這樣的大城市，妳可以很容易地根據自己是否偏好無痛分娩來選擇醫院。但在鄉村地區，比如北海道的醫院網絡中，根本沒有其他選項，人們無從選擇。」曾是助產士、現經營線上孕產諮詢服務的中島真美子（Mamiko Nakajima）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城鄉差距的殘酷現實。
拆除產檯上的高牆，然後呢？
那麼，東京市政府這番苦心，真的能扭轉日本的出生率嗎？
多數專家對此抱持審慎的態度。他們承認，這項政策確實能讓更多女性在分娩時擁有選擇權，減輕身心痛苦，這本身就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但要說它能從根本上解決少子化問題，恐怕是杯水車薪。
「出生率下降的原因是複雜的，我們不認為單一措施就能解決問題。」官員和田詩織的發言非常務實。
神奈川人類服務大學副教授、同時也是為母親與助產士提供分娩止痛資訊的「東武無痛咖啡館」共同創辦人田邊惠子（Keiko Tanabe）分析得更為透徹。她認為，在日本，比分娩之痛更巨大的障礙，是母親們依然承擔著絕大部分的育兒責任。
儘管政府多年來努力推廣父親帶薪育嬰假等措施，但「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分工模式依然根深蒂固。母親們不僅要獨力應對育兒的種種挑戰，還得掙扎著重返職場。
東京的無痛分娩補助，就像是為這場艱苦戰役的開端，提供了一劑溫柔的止痛針。它或許無法直接帶來嬰兒潮，但它傳遞了一個重要的訊息：國家開始正視女性的痛苦，並承認她們的身體自主權。這場從產房開始的溫柔革命，能否最終撬動整個社會對於性別分工與家庭責任的僵化結構，將是決定日本未來命運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