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志雄觀點：從鏟子超人到優先座爭椅看台灣的虛偽文化

台灣社會經常自詡為「人情味之島」，然而近期發生的兩個社會事件，卻揭露了一種包裝精緻但骨子裡充滿矛盾的虛偽文化。從花蓮風災後的「鏟子超人」現象，到台北捷運剛上演的「優先席爭椅」踢人鬧劇，這兩件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事件，卻共同揭示出台灣價值觀的錯置與社會氛圍的扭曲。

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重創光復鄉市區，災情慘重。在救援的新聞畫面中，出現大批手持鏟子、鋤頭甚至徒手挖掘的平民身影，被媒體譽為「鏟子超人」。這樣的畫面固然感人，卻令人心酸，因為真正需在第一線進行專業救援的，應該是政府的消防、工兵與專業搜救隊，而不是手無裝備的百姓。當社會大肆讚頌「鏟子超人」時，實際上是在替國家體制的失職擦脂抹粉。人民用生命去填補救災漏洞，卻被浪漫化為「台灣最美的風景」，這種對英雄的過度美化，本質上就是一種虛偽。它將制度的缺陷掩蓋在感動故事下，使真正該被追問的責任被遺忘。

而台北捷運上的座椅爭議則是日常生活裡的小事。一名老婦疑似逼年輕人讓座，多次用手中的袋子敲打對方，由於車廂內仍有許多空座位，最終引發年輕人不滿飛踢反擊，引發社會關注。這些年，許多影片顯示老人或熱心民眾要求年輕人讓座，不從則爆發口角，甚至動手。博愛座原意是「優先」而非「專屬」，但在道德綁架與輿論放大的作用下，它逐漸演變為一種「長輩特權」。社會氛圍鼓勵人用道德制高點去審判他人，而非尊重自由意志。結果，真正的博愛精神蕩然無存，只剩下爭執、羞辱與不必要的對立。這種現象，正說明了台灣文化在公共倫理上的虛偽性，嘴巴上倡導愛與體諒，實際上卻充斥權利爭奪與價值扭曲。

這兩起看似天差地遠的「鏟子超人」與「優先席爭椅」，其實有一個共通點：台灣社會習慣用情緒性的「感動」或「憤怒」來處理問題，卻缺乏制度與理性的思考。遇到災難，人民犧牲被浪漫化，政府責任卻被模糊；遇到日常小事，道德說教取代了尊重，理性討論反而消失。這種處理方式，正是虛偽文化的根源。台灣社會不敢也不願去追問制度性問題，便只能在情緒上尋找慰藉與發洩。

台灣人喜歡在集體情緒上彰顯道德感，卻缺乏制度上的理性與細節上的體貼。遇到大災大難，民眾以「鏟子超人」式的犧牲精神掩飾制度崩壞而感到自豪；但遇到日常生活的「座位小事」，卻又陷入無休止的爭吵與道德綁架而拳腳相向。台灣社會的問題，不是沒有善意，而是善意往往被錯置。該要求政府負責時，卻讚美人民自發性的犧牲；該尊重個人自由時，卻用輿論與道德壓迫他人。

雖然台灣人最愛講「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但這句話的濫用，正是問題所在。當平民被迫挺身而出時，我們稱之為「感動」；當年輕人被迫讓座時，我們稱之為「博愛」。善意在這樣的語境裡被曲解為「不得不」，成為一種社會壓力，而非出於自由的選擇。久而久之，社會充斥著虛假的集體美德，大家口頭上都在歌頌「人情味」、「互助精神」，但在制度與日常中卻充滿「冷漠」、「對立」與「強迫」。

要擺脫這種虛偽文化，台灣必須正視兩件事。第一，救災不能再依賴「鏟子超人」式的浪漫化補救，而應透過制度強化、裝備更新與責任釐清，讓專業取代民間無奈。第二，公共倫理應回歸尊重與自願，博愛座應去除特權化與道德綁架，讓讓座成為一種選擇，而不是一種被迫的表演。唯有如此，台灣才能真正擁有誠實而健康的文明與文化。

一個成熟的社會，不該只依靠「鏟子超人」來救場，也不該在公共座位上天天上演「倫理鬧劇」。台灣若要擺脫這種虛偽文化，必須勇敢面對制度的失能，建立真正公平與合理的規範，讓善意回歸自發與真誠，而不是被操弄與濫用。

從花蓮鏟子超人到北捷博愛座爭椅，台灣文化的虛偽性赤裸裸地顯現出來。我們習慣用「感動」與「博愛」這樣的包裝詞，掩蓋制度的失能與人性的矛盾。若台灣繼續沉迷於這種表面文章，只會在災難與瑣事間重複同樣的荒謬劇。需知，真正的文明，不是靠「感動故事」堆砌，而是靠制度的可靠與人心的真誠。 （相關報導： 風評：一場沒人做錯事的災難─馬太鞍溪堰塞湖之悲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芝加哥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