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濟困境深重，體制病症沉痾，社會結構僵化嚴重制約經濟。高市早苗以「日本再度旭日東升」為口號，成為自民黨首位女性總裁，並可能是日本第一位女首相。但她的勝利更多是象徵性的政治轉向，而非經濟結構的突破。日本社會對她寄予厚望，期盼她能擺脫「失落三十年」的陰影，讓日本重返榮光。從她的政策藍圖來看，無論是經濟思維的舊套，還是改革手段的保守，都未見治症良方，因此期盼可能要落空。
高市早苗的崛起，是民族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勝利。她繼承安倍晉三的「強國路線」，主張修改憲法、強化防衛、振興民族精神，並以「去戰敗國化」為號召。然而，這種意識形態的強調，並不能帶來具體的經濟成長。當她大談「強軍復興」與「精神獨立」時，日本民眾最關心的仍是實質薪資停滯、物價上漲與生活成本飆升的問題。
高市提出的經濟政策不外乎幾項：減稅、發放現金、廢除臨時汽油稅、擴大企業研發抵免。這些措施多屬短期刺激，缺乏長期結構改革。她所謂的「財政重組」更偏向保守收縮，而非投資未來。相較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財政刺激、貨幣寬鬆、結構改革），高市的版本既沒有明確的策略重點，也缺乏突破既得利益的決心。在她的政策框架裡，「國家自尊」凌駕於「國家競爭力」，「精神重建」取代「經濟重建」。這種政治取向，或許能凝聚右派支持，但卻無法應對逆全球化時代的經濟挑戰。
日本經濟長期停滯，並非單一政策所致，而是多重結構性問題疊加的結果。首先是少子高齡化。日本生育率長年徘徊在1.3以下，高齡人口占比已超過28%，導致勞動力萎縮、消費力下降。企業難以招工，年輕世代因薪資低、租金高而不敢結婚生子，形成惡性循環。高市強調「家庭價值」，卻反對女性主導職場、限制移民政策，等於自我設限。她的社會觀念過於保守，不利於改善人口結構。
其次是創新乏力與產業空洞化。自泡沫經濟崩潰以來，日本企業普遍採取保守經營策略。終身雇用制與年功序列制讓企業缺乏人力彈性，年輕人難以創業或轉職。風險投資市場規模遠遜美國、中國與韓國，創新生態薄弱。製造業外移又導致技術與人才流失，產業鏈斷裂。即便日本企業仍握有巨額現金儲備，卻不願投資新技術，只追求財報穩定。高市若不打破這種「財務保守主義」，任何產業政策都只是紙上談兵。她雖口頭支持創新與數位化，但未提出具體制度改革方案，例如如何改善風險投資環境、如何改革企業治理結構。
十年前，安倍晉三曾以「三支箭」提振日本經濟，但真正落實的僅有貨幣寬鬆與財政刺激；結構性改革那支箭始終未發射。如今的日本經濟，正是當年「改革半途而廢」的後果。長期的零利率與量化寬鬆(QQE)雖支撐了資本市場，卻扭曲了資源配置，使企業與銀行形成「低效率共存」的病態平衡。貨幣寬鬆反而養出了「殭屍企業」與「懶惰資金」，投資報酬率持續下滑。 （相關報導： 張鈞凱專欄：「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幻想與現實 ｜ 更多文章 ）
日本內閣府統計顯示，近十年GDP年增率多在1%上下浮動，遠低於美歐主要經濟體。2024年甚至出現技術性衰退。高市若僅延續這種寬鬆思維，而無法引入結構調整與市場改革，日本將繼續在低成長、低通膨、低信心的三重陷阱中徘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