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教育》零成本投訴、高風險教育：通報制度形同「達摩克利斯之劍」

臺灣的教育現場，正逐漸被制度推向一場以保護之名行懲罰之實的漩渦之中。一方面，社會大眾要求對兒童權益「零容忍」，鼓勵家長一有疑慮便立即通報。另一方面，教保人員卻逐漸被制度捲入動輒得咎的絕境，只要一紙投訴，就可能被迫停職、接受調查，甚至捲入司法訴訟。這種極度不對等的制度安排，形同一把懸掛在教保人員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Sword of Damocles），時刻提醒他們只要稍有不慎，專業與人格可能瞬間被摧毀。原本設計用來保護幼兒的制度，若未考慮執行後果與風險分擔，最終將變成一種「制度性懲罰」。

自《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及《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調查處理辦法》上路之後，全國各地幼兒園投訴案件暴增。投訴來源不只包括家長，甚至有路人、鄰居因聽見幼兒哭聲或誤解日常互動而通報，教保人員即遭停職調查。根據《聯合報》報導，一名幼兒在教室撞傷紅腫，家長即帶其驗傷並報案，即便最終證明為意外，教保人員仍已被迫調離班級。更荒謬的是，根據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全教總）公開的「瞎爆投訴案」中，列舉多起社會難以置信的申訴事件：幼兒因濕疹自行抓傷，教保人員被控虐待；體育課安排「小牛推車」協助肌肉發展，被誤認為強迫拖行；幼兒咬傷同儕，家長卻指責教保人員未妥善管教；幼兒回家指稱被捏了一下，無傷痕卻成案，教保人員仍被迫接受完整程序調查。

教育部規定主管機關須在接獲通報兩個工作日內決定是否成案調查，調查期間以30日為限，最多可延長30日。因此，即使案件經過調查之後最終認定不成立違法事件，但教保人員卻已經歷經數月停職、接受審議與輿論審判。而這種「預設有罪」的程序，已讓現場從業者人心惶惶。況且通報制度並未設有反濫訴或補償機制，更使得教保人員所承受的行政與心理代價無法逆轉。根據《自由時報》的報導，新竹縣一名教保員遭家長投訴施虐，調查隨即展開。後來家長在看過監視器畫面後，出具聲明承認先前指控是場烏龍，並切結與教保人員無涉。然而，調查程序仍未中止，導致教保人員長期承受壓力，最終選擇請辭。請辭之後因幼兒園人力不足，使八名幼兒頓失照顧。此案例凸顯：家長投訴不須付出責任，即便後續撤回，教保人員仍必須背負調查的煎熬與後果。

而早在十多年前，日本即出現所謂「怪獸家長」問題。教保從業人員與教師遭遇家長無理要求與惡意訴訟，甚至有人因此自殺。東京都政府不得不編印手冊，指導教育人員如何應對訴訟與投訴風險，並為教師投保訴訟險。日本的應對措施提醒我們：當教育制度過度傾斜，對教保人員的過度監控將反向摧毀教學品質與職業尊嚴。 （相關報導： 身心皆蕪胡不歸？前線教師的諍言書：《當我告別教職》選摘（2） ｜ 更多文章 ）

根據美國社會學家Pamela Herd和Donald Moynihan提出的「行政負擔」（Administrative Burden）理論來看，個體在面對公共制度時會承受三種成本：一、學習成本（learning costs）：指的是搞懂流程與規定的時間與精力；二、順從成本（compliance costs）：配合程序所需的行政工作；三、心理成本（psychological costs）：因與制度互動而感受到的壓力、失去自主性或是遭受污名化的經驗。

因此當制度設計若讓一方免於成本，而將所有壓力集中於另一方，便會造成制度性排除與信任崩解。而對家長來說，這三種成本幾乎為零。他們只要打一通電話，就可以啟動調查程序。即便沒有證據，也能啟動程序；即便最終不成立，也無須承擔任何心理負擔或實質上的責任。制度實質上為申訴方提供全然保護，卻忽略了對被申訴方的代價補償。也就是說當制度設計讓家長提出投訴時，幾乎不須承擔證明義務、舉證成本或後續責任，而教保人員卻須承擔完整的學習、順從與心理成本，從停職、資料準備、面談、自我懷疑，甚至是輿論壓力等無所不包。這是一種結構性的不對等分配，將風險集中在教保人員身上，權力則交給不須負責的申訴方。這種不對等的行政風險分配，讓原本應是合作關係的親師互動，推向對立與敵意，最終損害的不是誰的面子，而是整個幼兒教育體系的信任根基。

根據全教總2025年針對1,171名教保人員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42%曾遭遇無端申訴與調查；約80%認為此制度對教育品質產生負面影響；將近80%表示留任意願降低。這些數據顯示違法事件已不是偶發情緒的事件，而是長期累積下的制度性懲罰結果。教保人員在教學現場不敢再積極引導、不敢身體接觸、不敢介入衝突處理，就是因為擔心一不小心就成為「下個案件主角」。這不是一小撮人心太脆弱，而是整體環境不再讓人願意留下。若幼兒園現場變成充滿質疑與控訴，而非一個學習與照顧的空間，誰還願意用愛心與耐心陪伴幼兒成長？

我們必須說當教育制度允許投訴零門檻而無反制設計，實際上就是鼓勵濫用通報，轉嫁所有制度成本給教保人員。教育部、地方政府與社會輿論都不應繼續將這群專業執行者置於「被預設為加害者」的制度結構中。教保人員不是制度監控的對象，而是專業教育的執行者，他們應被信任、被支持，而非被預設為風險來源。我們應該建構的是支持與信任的制度，而不是讓每一位教保人員都活在一個「隨時被投訴」的懸置狀態下。若制度無法正視這個不對等，我們失去的不只是專業教保人員，而是整個幼兒教育體系的穩定性與專業信任的根本。 （相關報導： 身心皆蕪胡不歸？前線教師的諍言書：《當我告別教職》選摘（2）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諄筆群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