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早晨我看了鄭麗文和館長陳之漢兩岸關係的對話，頗有同感，今僅就我的一些看法略抒一二。
作為一個正港的台灣人，又是台大歷史系出身，因此在保釣期間，很榮幸常被推為代表與台獨的頭頭如羅福全和洪哲勝等進行過辯論。在我從匹茲堡唯一的華人組織University Chinese Association會長卸任後，當時住在匹茲堡的台獨宣傳部部長羅福全邀我擔任台灣同鄉會會長。他對我說，你替中國人服務過了，現在是否可以也替台灣同鄉服務，他並且邀請我去他家共進晚餐。由於他的夫人是我台大的學姐，而且我也希望了解他的一些想法，因此欣然應允。飯後，他問我對台獨有何看法。我說台獨機關刊物《台灣青年》封底上對台灣人的定義將大陸遷台人士排除在外，逼得他們必須抱住蔣介石的大腿，殊為不智。他回答道：「他媽的，如果我們搞台獨還要依靠外省人，那我們都去跳海吧！」因為話不投機，我隨即告辭。
我與台獨主席洪哲勝有幾面之緣，也曾經有過數次的辯論，他看我「冥頑不靈」，乾脆在報上為文呼籲我「回到人民的中間來吧！」
說實話，我雖是歷史系畢業，但對台灣史幾乎一無所知，保釣期間，為了政治需要，才進行「補課」，我的入門書籍最重要的是葉榮鐘的《台灣民族運動史》和矢內原忠雄的《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台灣》。由此漸漸深入，後來購置了整套的日據時代「台灣文化協會」出版的《台灣民報》和《台灣新民報》並仔細研讀，才算對日據時代台灣史入了門。
後來保釣運動很快轉進統一運動，看了斯諾（Edgar Snow）的《西行漫記》和洪若詩（Joshua Horn）的《我在新中國十五年》，以及《毛澤東選集》，才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有了初淺的了解。因在聯合國工作每隔一年都有回籍假，而我因保釣上了黑名單，有足足20年不能回台，只好回北京，因此看到了新中國的新面貌。因為我出身貧寒家庭，又看到社會主義如何建設了新中國，因此對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建立了堅定的信念。
1981年暑假，「葉九條」發表之前，我很榮幸受大陸國務院邀請，赴北京與日後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的主要骨幹在北京鐵獅子胡同孫中山先生的故居，就台灣問題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討論。我當時力主與昔時的台灣執政黨國民黨進行談判，達成和平統一。之所以有這個信念，主要是我對兩岸都有「原鄉人的感情」，台灣是生我、養我的故鄉，大陸則是中華民族希望所寄的祖國，兩岸同胞都是炎黃子孫。作為近代史的學生，我深知，中國人民近百年來屢遭兵燹的禍亂，苦不堪言。如今更不忍見兩岸同胞兵戎相見。
2000年民進黨陳水扁以不到40%的得票率奪得了總統職位，有不少人就對我說，「和平統一已經無望」，唯有「武統」一途，長痛不如短痛。我說，「身為紐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我不能輕言放棄和平，況且短痛之後，可能引起長痛。」為此，我曾寫過一篇題為「和平統一的希望未到盡頭」近8千字的長文，闡述儘管大陸的網路武統之聲湧起，和平可能性仍然存在。 （相關報導： 李大壯觀點：兩岸關係與中美博弈─理解今日地緣政治中的關鍵力量 ｜ 更多文章 ）
我歷來認為，「統一」歸根結柢是「認同」的問題。如今經過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及賴清德等近30年的「去中國化」，甚至「仇中」、「恨中」的洗腦，台灣自認是中國人的比率只剩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