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用親情綁住貧窮：當社會救助制度把我們推得更遠

在台灣的社會救助制度裡，有兩個讓人又愛又恨的設計原則：「親屬互助」與「避免依賴」。聽起來很合理，對吧？國家的資源有限，應該先讓家人幫忙，避免大家太依賴政府。這些原則深植於台灣傳統文化與儒家倫理中，也經常被政策與官員引用。

但當我真正開始接觸低收入戶、無家者、申請助學金的青年時，才發現這些原則在現實中往往讓人陷入更深的無力與困境。制度好像在說：「你不是沒有資源，是你家人沒出力。」但很多人明明連家人都不想聯絡、甚至早就斷絕往來了。

這樣的制度設計，真的幫助到人了嗎？還是只是用一套看似溫柔的邏輯，把真正需要幫助的人拒之門外？

親屬互助：家人真的會幫你嗎？

你知道嗎？在台灣，只要你申請低收入補助、助學金，第一個被問的往往是：「你家人有沒有扶養能力？」我曾經遇過一位單親青年，父母在她國中時就離異，爸爸多年失聯，媽媽再婚後無音訊。但因為戶籍還在一起，她被認定「家中有扶養能力」，助學金申請被拒。
《社會救助法》第4條明確寫著：「社會救助之提供，應優先由家庭或親屬互助解決。」意思是，政府要等你家人放棄你，才會伸出手。
但這年頭，家庭早就不再是鐵板一塊。根據主計總處統計，單親家庭、自我生活戶的比例逐年上升。許多家庭名義上有關係，實際卻毫無連結。制度卻還停留在「傳統家族是安全網」的時代，導致很多人被「紙上親情」卡住，無法取得資源。

避免依賴：努力工作反而被懲罰？

另一個常見的政策邏輯是「避免依賴」。政府常說：「補助是短期的，要幫助你自立。」申請補助時，如果你沒有配合就業計畫，補助就會被減少甚至取消。

但這種「自立神話」真的實用嗎？

有些無家者開始接案、打零工，收入稍微增加了一點，卻因此超過門檻，被取消低收入補助。生活沒變好，反而更慘。學者林國明把這種現象稱為「斷崖式脫貧」：你一旦努力一點，就會掉下去，什麼也得不到。

這其實反映出我們的政策，過度強調「個人責任」，卻忽略了貧窮的結構性問題。房租高、工時長、缺乏醫療資源，這些問題不是一份就業計畫就能解決的。

誰值得被幫助？

更讓人不安的，是社會救助中潛藏的一種價值判斷：只有「值得被幫助」的人，才能得到幫助。

你要證明自己「夠可憐」、「夠乾淨」、「夠努力」，才可以進入這套制度。舉例來說，申請低收入戶要提供財產資料、存款明細、戶籍資料，還可能被查問是否與親人斷聯、是否有資產贈與紀錄。

這樣的設計，其實在進行一種「道德審查」：你夠慘嗎？你夠乖嗎？你夠乾淨嗎？這不只是官僚程序，也是一種羞辱。很多真正困難的人，因為不想面對這種過程，最後選擇放棄。

學者楊雅惠曾指出，台灣的福利制度一直處於「道德施捨」與「社會權利」的拉扯中。當我們把福利視為一種「恩惠」，而不是一項「權利」，就會不自覺地把弱勢群體推得更遠。

地方落差與制度碎片化

再往下看，目前台灣的社會救助制度是以《社會救助法》為主軸，但實際執行由各縣市政府負責。結果就是——每個地方標準不同，有些積極、有些被動。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在冬季 給無家者一些人性的溫暖（上）─英國政府與民間作為的過去與現在 ｜ 更多文章 ）

例如，有些地方會推動外展服務、臨時住宅，但資源有限、無法常態化，很多只是短期計畫，難以建立長期安全網。更糟的是，制度還是以「家庭」為單位，不是以「個人」為單位。

這不只讓制度效率低，也讓真正有需要的人被夾在中間。你有困難，但你不「符合資格」；你符合資格，但「家人還沒放棄你」。

我的反思：社會不是慈善，是責任

我認為，台灣未來的社會救助制度應該要有幾個關鍵改變：

1. 以「個人」為單位，不再預設家人會幫忙：用實際處境而非戶籍關係來判斷，讓制度看見真實的孤立與困境。

2. 普及化、去污名的基礎支持：像是青年基本收入、基本生活補助，不把申請當作羞辱，而是尊嚴的保障。

3. 建立一站式整合服務：結合就業、心理、住房等各部門，讓需要幫助的人不必四處碰壁。

4. 從「道德審查」轉為「社會人權」：每個人都有權活得有尊嚴，福利不該是你乖巧才配得的獎賞，而是社會應該提供的基本保障。

結語：當制度定義了價值，我們想要哪種社會？

社會救助制度，其實是在定義一個國家如何對待脆弱的人。台灣長期強調「家庭先行、自立為上」，背後是深厚的文化傳承與現實的財政壓力，但面對越來越多元與脆弱的社會結構，這樣的制度設計已經不足以承擔我們的未來。

真正公平的社會，不是讓強者跑得更快，而是讓失速的人不至於墜落太深。我們需要的不是一套「選擇性幫助」的制度，而是一個願意無條件接住人的社會。

參考資料：

1. 周昌輝（2024）。《畢業即脫貧？曾經使用社會救助的低收入戶青年經驗》。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2. PeoPo 公民新聞（2023）。《禁不起「斷崖式」脫貧，全家想辦法繼續當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