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中國  

我要強調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是「共產黨的問題」，而不是「中國的問題」，因為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必須要跟另一個問題區分開來對待，這個問題就是關於「中國」到底應該包括哪些地區和民族的問題。實際上這個問題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的問題」，而不是「共產黨的問題」。當前因為中國共產黨一直堅持新疆、西藏和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反對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問題，跟中國的邊疆和......

美國國務卿盧比歐3日在談及伊朗局勢時提到，「接下來幾小時到幾天內，我們將『放蔣出籠』（unleash Chiang）」，表示美國要提高打擊伊朗的力度。然而，為何在伊朗問題上要提到遠在台灣的前總統蔣中正，這在國內外也引發諸多解讀。綠營認為，此說法有「放狗咬人」的意味，而藍營則認為，這代表蔣中正在美國仍受到崇敬。針對這項問題，一位鑽研軍事和歷史問題多年的華裔美籍......

英國大文學家狄更斯在他的鉅著《雙城記》的開場白中，有一段名言：「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絕望的冬天；我們的前途擁有一切，我們的前途一無所有；我們正走向天堂，我們正直下地獄。」

1989年6月，有天晚上，《未央歌》作者鹿橋邀筆者品賞曇花，適時我們均在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華盛頓大學。在客廳寒暄時，我注意到門口有探首者。

1949年後許多中國大陸一流學人流亡到台灣，對台灣更是重要，記得1952年胡適到台大演講，恭維台大文學院人才濟濟，為以往大陸上文學院所少見。這正是因為當時許多第一流文、史、哲學人流亡到了台灣。以貴校政治大學而言，也是如此。如陳大齊先生，他是北京大學最早研究邏輯的學者；王雲五先生也曾在政大培養出許多人才。

當初我們之所以敢辦雜誌，當然有自己的理念，以我們所積累的知識、專業、經歷和人脈，有把握編出獨樹一幟的雜誌；尤其拜副刊3年之賜，有龐大的作者群以及無數的金頭腦支援。我們深入了解全球思潮，也深悉台灣學術、文化生態，知道國內國外什麼人在從事什麼研究及書寫。《當代》透過知識、文學、學術思潮的評介，不只能打破僵斃的黨國文化，同時打開國人的視野，與全球對話。

1979年1月1日，美國正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起了邦交。同時，美國在一個中國的政策之下把它位於臺北市的大使館搬遷到北京市。

美國國務卿龐畢歐（MikePompeo）日前宣布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KellyCraft）即將訪問台灣，並稱台灣做到了「自由中國」（freeChina）能達到的成就。對此，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施正鋒認為，這種「一國兩府」就是前總統蔣介石「漢賊不兩立」的理念，難道美國要幫蔡英文政府「反攻大陸」？

在初次應訊之後，雷震也意識到自己由於此一訴訟，可能將失去自由，進而影響《自由中國》的後續運作。為此，雷震三月七日找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三人商量，萬一他失去自由，刊物之後應如何辦理？戴杜衡態度比較消極，回應應該「要請胡先生多負責任」。雷震以為「我萬一失去自由，社會必對本刊同情，你們三人可一樣支持下去」，戴杜衡卻主張屆時應暫時退卻，他的態度使雷震不能理解。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六日出刊的《自由中國》第二十卷第二期刊登署名「陳懷琪」的讀者投書〈革命軍人為何要以「狗」自居？〉，批評軍中的政治教育，進而引發陳懷琪事件。此一事件之所以發生，除了這篇投書內容觸動國民黨當局的神經外，也與後續現役的陳懷琪聲稱此一投書並非其本人所寫有密切關係。

「大家想過嗎？浪漫的代價，很貴，雷震的日子是車子越坐越大、轎車變公車，房子越來越小……」今（10）日世界人權日下午，政大台灣史教授薛化元撰寫之《民主的浪漫之路：雷震傳》舉行新書發表會，揭密台灣自由民主代表人物雷震的傳奇一生。

「我第一眼就愛上了他。」八十三歲的夏君璐，談起殷海光雙眼發亮、雙頰緋紅，眼神表情像個十七歲的少女。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與一九六○年的雷震案，是戰後初期（本文所討論的範圍）台灣報業發展的兩個重要轉折。後者也是本書之所以選擇一九六○年為斷代點的主要原因。

當主持人開始播放SaschaStofner一段關於「倒著走」的報導時，台下笑聲絡繹不絕。片段中的她在北京採訪一些不但不喜歡向前，甚至喜歡向後走的群眾。「中國人跟德國人在這點真的很不一樣，他們不會太介意旁人的眼光。」

很多香港來台的遊客會到殷海光故居探訪，覺得格外親切。

促轉會今（30）日表示，將在下午公布最新的刑事有罪判決撤銷名單，包含「美麗島」雜誌社成員、前副總統呂秀蓮、總統府秘書長陳菊、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及「自由中國」雜誌社成員雷震在內，共2006人。

今年適逢五四運動一百週年。但在紀念這個「百年一遇」的難得節日中，中共習近平除了讚揚它是「偉大愛國革命運動」，並順勢要年輕人「聽黨話，跟黨走」之外，對「德先生」「賽先生」卻略而不提。無獨有偶，蔡政府的文化總會宣示台灣民主自由制度重大成就是從五四而來，卻遺漏了日治時期明治維新及「大正民主」傳統。這種北京「避重就輕」而台北「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缺失，既證實了伏爾泰的名言「歷史不過是我們對死人玩的各種花樣，人們改變歷史以迎合自己期望」，也顯示了「一個五四各自解讀，不同時代不同解讀」的多元歷史樣貌。

1950年代中期，有一份政論性刊物《自由中國》半月刊，經常針貶蔣介石極權統治，讓蔣介石政權深感芒刺在背，多次由黨國特務對該刊進行騷擾，後來該刊負責人雷震結合台籍政治菁英展開籌組反對黨行動，引發蔣介石下令予以整肅的決心。

人類爭取自由的歷史，就知識分子的角色而言，就是爭取做為異端的權利的歷史。在專制獨裁統治下的漫長歲月中，傑出的知識分子很少不扮演異端的角色。基於這種理解，使我十年來，對歷史上迫害異端的事件，以及當代異端知識分子受難的命運，保持高度的關注。

1984年7月，在《開創》雜誌的創刊號上，我在〈四年來的黨外〉一文這樣寫道：

二次戰後，由於二二八所帶來的「創傷」，台灣歷史走過一段漫長而陰暗的幽谷。從1947年2月到1987年7月（解嚴），至少經歷一個世代以上的歲月，台灣歷史才漸漸從冬眠中甦醒過來，展現春天的氣息。

那一年，我小學四年級，十歲。家鄉在雲林濁水溪畔的小鎮，父母親於街上市場裡開了一家書店。

12月10日既是世界人權日，也是「美麗島事件」的紀念日。今年是「美麗島事件」35周年，早就打算為之寫點東西，日前又恰逢臺灣「九合一」地方選舉結果出爐，我自然而然將二者聯繫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