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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經常不是比賽政見，而是敘述不同的國家故事，或者建構對未來國家的想像。陳水扁的故事是那一個世代臺灣人的故事：從逆境中崛起。歐巴馬和林肯的選舉，也都代表著國家的希望和對未來的想像。許多年輕人排斥連勝文並非因為「仇富」，而是民主的時代精神。連勝文如果當選將是另一個極端，敘述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也提供對台灣民主的不同想像。

當你走過中正紀念堂，如果你的先人在蔣介石的統治下，只因為抗議政府官員腐敗或歧視臺灣人就因而喪生，甚至屍骨至今不知所蹤，而你的家庭也因此長達四十年忍受著冤屈和恐懼。如今見證他被視為偉人，供奉在有如帝王宮殿般的龐大建築物中，你心中不可能毫無所感。

將警民衝突改造為「武力顛覆政府」的計畫，因為證據薄弱，唯一的方式就是讓被告自白他們在叛亂。為了讓被告自白為叛亂分子，刑求成為必要。刑求是人類政治生活中最為陰暗的一面。所有被逮捕的民主運動者，不論後來經由軍法審判或一般法庭審判，面臨的第一項考驗就是刑求，然後才是審判。

一萬多人在威權統治期間失去自由，一千多人喪生。身體遭受長期的禁錮，他們的心如何反應？身軀即將毀滅，他們的心如何面對？台灣人的心在苦難期間表現出何種樣態？心靈活動的痕跡是歷史的重要部份，不過目前我們所知不多。

除了剝奪睡眠，最常用的刑求是毆打，從最輕的打耳光到對肉體無法復原的傷害。很多人會認為，打耳光和沒有造成傷痕的毆打，根本不算刑求。比利時反抗軍阿梅立如此描述他在監獄中被毆打的心情：

前面提到的第二次大戰後，對「通敵者」和「協力者」所做的「狂野式的正義」或「私刑式的審判」，如就地槍決、公開羞辱等，在近年對轉型正義的追求中，一般而言已不再發生。可是近代轉型正義對加害者的某些追究方式，仍然有許多爭論。例如對前政權的公務人員做「除垢」（lustration）、「整肅」（purge）或「素行檢查」（vetting）的措施，而這些措施有時候通稱為「行政正義」。

一九九八年十月底，西班牙法院起訴智利前獨裁者皮諾契，罪名是某些西班牙公民的人權曾在其統治期間受到侵害。六天之後，英國政府根據西班牙法院發出的拘捕令，逮捕了當時在倫敦就醫的皮諾契。皮諾契根據英國於一九七八年通過的《國家免責法》（StateImmunityAct），要求免除被訴。可是英國上議院認為刑求是國際罪行，不受該免責法保障。不久之後卻又裁定英國遵照《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所立的《罪行正義法》（CriminalJusticeAct）是在一九八八年通過；在之前所犯的罪行不得在英國起訴。可是也同時主張，皮諾契應該引渡至西班牙接受審判。

「請發揮憐憫心！不是對我，而是對這個作品！」被列寧稱為「革命金童」的布哈林在監獄中哀求史達林，一個為他所鄙視的同志。1917年革命前夕選出的九位中央委員革命元勳，有幸活到三０年代的五位，全部被史達林殘殺。同一年選出的二十七位中央委員，得票最高的四人為黨的最高領導，列寧之外的其他三人後來都成為「人民的敵人」，為史達林槍斃。史達林對革命元老和同志殘暴無情，對手無寸鐵的人民當然也不會手軟。大約有兩千萬人死在他的統治之下。這個不只是俄國人也是人類史上最大的夢魘，其來源正是人類最甜美的夢想。本書（《列寧的墳墓》）描繪俄國人在夢醒時分的掙扎。

一個國家總是慣於懷恨或喜歡另一個國家，它便形同一個奴隸─即成為自己愛與憎的奴隸。(Acountryisalwaysusedtohateorlikeanothercountry,itcanbeaslave,namelybecomeslavesoftheirloveandhate.)─喬治．華盛頓

對老婦人和小女孩的集體屠殺，超越當時台灣社會能理解的範圍。對親人而言，是「忘懷不可能、也不應該，執著又會帶來自我毀滅。」台灣的政府三十多年來如何面對它？最近公開的檔案清楚指出兇手的來源；國民黨政府願不願意誠實面對？

曼德拉1988年的生日，從荷蘭寄到監獄的生日卡片多達17萬張。在倫敦海德公園舉辦的「朗讀曼德拉家書」活動，聚集25萬人。曼德拉的魔力其實是ANC為了運動需要所特意創造。可是，為什麼選擇曼德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