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萬多人在威權統治期間失去自由，一千多人喪生。身體遭受長期的禁錮，他們的心如何反應？身軀即將毀滅，他們的心如何面對？台灣人的心在苦難期間表現出何種樣態？心靈活動的痕跡是歷史的重要部份，不過目前我們所知不多。
瀕臨滅絕
一九五〇年代是革命的年代；革命難免於死亡。正如著名的美國文藝批評家厄文･浩所說，「革命是故意和死亡交手，以測度自由的可能性。」然而面對死亡卻有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當死亡逼近，心靈立即面對兩項困難的工作：如何安置自己的心？如何向所愛的人告別？
第一項工作特別艱難。沒有真正面臨死亡，沒有人知道將如何安置自己的心。即使只是旁觀，只是想像自己如何面對，就足以讓心無所適、極端焦慮。顏世鴻出獄之後，仍然經常夢到自己從牢房中被點名出「早庭」（清晨被點名出去槍決）：「有時如英雄，有時成為懦夫。」
吳思漢被判決死刑之後，每天清晨五點之前起床內外淨身：蹲馬桶，用毛巾抹擦全身。然後換上乾淨內衣和潔白的襯衫。安靜地坐在自己的位置迎接死亡。直到過了「早庭」的時間才脫下外衣，恢復牢房的生活。吳思漢是京都大學醫學院的學生，抗戰期間經過滿州國到重慶投奔祖國。戰後回台灣，涉入共產黨地下組織。1950 年他27 歲的時候，和另外13 名同志在台北馬場町被槍決。
有時候因為現實世界的牽掛，心靈無法妥適安置。王超倫是台大工學院的學生，家中三代的獨子。被判決死刑之後，他的父親每天去馬場町查看是否有兒子的身影。他說，「我實在不能死，也真不想死在馬場町。」然而他還是死在馬場町，他的父親或許就在遠處觀看，心愛兒子的身體在槍口前面倒下。（顏世鴻，《青島東路三號》）父親的心！
一般的反應似乎類似柯旗化所目睹：「死囚在槍斃之前精神上早已死去，明顯地一天比一天臉色蒼白、憔悴，有許多人連出去散步的氣力都沒有了。雖然也有每天早晨服裝整齊、從容等待執行死刑的人，可是那種人少之又少。」（《台灣監獄島》）因為人是唯一對死亡有意識的動物。
向愛告別
面對死亡的第二項工作也不容易：向心愛的人告別。
納粹集中營裡一位囚犯的愛人寫信給他：「能和你一起準備你的死亡」，是「一項恩賜，也是最美妙的事情。」他回覆：「當上帝召喚我，你會和我同行，此時我仍在你體內。」
「永別的時到了。…嬌笑的你浮現在我的眼前。…我看著那微笑我就悟知你如何激愛著我。…不能再緊緊地抱擁著你，熱吻你而死，使我惆悵不盡。無奈只抱著你的幻影。我孤孤單單地赴死而去了。」黃溫恭然後在遺書中交代家屬不要領取遺體，學醫的他希望遺體捐贈給醫學院用於教學。（《無法送達的遺書》） （相關報導： 葉慶元觀點：促轉條例修正─轉型正義或正義轉型？ ｜ 更多文章 ）
獄方並沒有將遺書交給家屬。他的孫女2008 年在檔案中發現給家屬的五封遺書。經過「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努力，遺書終於歸還家屬。此時他的妻子在癌症病房，終生不知道丈夫臨死前對她的思念。襁褓中的小女兒55年後終於知道，父親臨死前的心中她曾有一席之地。人心所珍視的，國民黨政權都毫不在意。對受難者遺體的忽視，是另一個例子（吳乃德，〈閱讀荷馬，想起蔣介石〉）另一種心的樣態，統治者的心：因權力的腐化而失去同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