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萬多人在威權統治期間失去自由，一千多人喪生。身體遭受長期的禁錮，他們的心如何反應？身軀即將毀滅，他們的心如何面對？台灣人的心在苦難期間表現出何種樣態？心靈活動的痕跡是歷史的重要部份，不過目前我們所知不多。
瀕臨滅絕
一九五〇年代是革命的年代；革命難免於死亡。正如著名的美國文藝批評家厄文･浩所說，「革命是故意和死亡交手，以測度自由的可能性。」然而面對死亡卻有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當死亡逼近，心靈立即面對兩項困難的工作：如何安置自己的心？如何向所愛的人告別？
第一項工作特別艱難。沒有真正面臨死亡，沒有人知道將如何安置自己的心。即使只是旁觀，只是想像自己如何面對，就足以讓心無所適、極端焦慮。顏世鴻出獄之後，仍然經常夢到自己從牢房中被點名出「早庭」（清晨被點名出去槍決）：「有時如英雄，有時成為懦夫。」
吳思漢被判決死刑之後，每天清晨五點之前起床內外淨身：蹲馬桶，用毛巾抹擦全身。然後換上乾淨內衣和潔白的襯衫。安靜地坐在自己的位置迎接死亡。直到過了「早庭」的時間才脫下外衣，恢復牢房的生活。吳思漢是京都大學醫學院的學生，抗戰期間經過滿州國到重慶投奔祖國。戰後回台灣，涉入共產黨地下組織。1950 年他27 歲的時候，和另外13 名同志在台北馬場町被槍決。
有時候因為現實世界的牽掛，心靈無法妥適安置。王超倫是台大工學院的學生，家中三代的獨子。被判決死刑之後，他的父親每天去馬場町查看是否有兒子的身影。他說，「我實在不能死，也真不想死在馬場町。」然而他還是死在馬場町，他的父親或許就在遠處觀看，心愛兒子的身體在槍口前面倒下。（顏世鴻，《青島東路三號》）父親的心！
一般的反應似乎類似柯旗化所目睹：「死囚在槍斃之前精神上早已死去，明顯地一天比一天臉色蒼白、憔悴，有許多人連出去散步的氣力都沒有了。雖然也有每天早晨服裝整齊、從容等待執行死刑的人，可是那種人少之又少。」（《台灣監獄島》）因為人是唯一對死亡有意識的動物。
向愛告別
面對死亡的第二項工作也不容易：向心愛的人告別。
納粹集中營裡一位囚犯的愛人寫信給他：「能和你一起準備你的死亡」，是「一項恩賜，也是最美妙的事情。」他回覆：「當上帝召喚我，你會和我同行，此時我仍在你體內。」
「永別的時到了。…嬌笑的你浮現在我的眼前。…我看著那微笑我就悟知你如何激愛著我。…不能再緊緊地抱擁著你，熱吻你而死，使我惆悵不盡。無奈只抱著你的幻影。我孤孤單單地赴死而去了。」黃溫恭然後在遺書中交代家屬不要領取遺體，學醫的他希望遺體捐贈給醫學院用於教學。（《無法送達的遺書》）
獄方並沒有將遺書交給家屬。他的孫女2008 年在檔案中發現給家屬的五封遺書。經過「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努力，遺書終於歸還家屬。此時他的妻子在癌症病房，終生不知道丈夫臨死前對她的思念。襁褓中的小女兒55年後終於知道，父親臨死前的心中她曾有一席之地。人心所珍視的，國民黨政權都毫不在意。對受難者遺體的忽視，是另一個例子（吳乃德，〈閱讀荷馬，想起蔣介石〉）另一種心的樣態，統治者的心：因權力的腐化而失去同理心。
然而大多數的告別都是充滿歉疚和感謝。柯旗化柯旗化在牢房的牆壁上發現用鉛筆寫的幾行字：「請原諒我。…多麼希望能和心愛的你結為連理，共渡美好的一生。然而一切都將化為夢幻泡影。乞求上蒼保佑你永遠幸福。」（《台灣監獄島》）
「人生如雲，一下子就消失了。兒感恩你們養育長大，已嚐到甜的苦的，和酸的。非常歡喜，真多謝。」（泰源事件，謝東榮）「兒相信人去逝，一定有靈性。兒決心每日來到你身邊，與你相處。看你安眠，見你吃三餐。遇到辛苦病痛，會安慰你。請你日日快樂。」（泰源事件，詹天增）詹的獄友吳鍾靈出獄之後，將他母親從金瓜石接到台北家中奉養，直到過世。這是心的另一種樣態，幾乎不可能的樣態。
鄭金河擔心兒子無法承受父親的死亡：「你不能再見到你父親，這是一件最悲痛的事。…在悲痛中要克制神聖的眼淚，把痛苦吞進去，吐出快樂來。…悲哀…不僅不能改善你的精神，卻反使你陷入柔弱卑怯的境界。悲哀的另一面，它卻使你的精神趨向高貴而偉大的途徑。…要剛強！要勇敢！跟失望和憂愁鬥爭！在苦惱的境遇中，保持精神的寧靜。…時時刻刻記得爸爸的遺言。」（《無法送達的遺書》）
回憶文明
即使不須要面對死亡，身心長期被嚴格禁錮的生活也不容易，特別是初始階段。柯旗化在偵訊期間聽到衛兵宿舍傳過來的貝多芬「田園」，雖然不多久就被轉至另外頻道，多年後仍然記得當時的興奮。顏世鴻在偵訊期間則是聽到貝多芬的「命運」。無關緊要的小插曲，他們多年之後仍然牢牢記住。回顧數十年的心靈禁錮，來自文明世界的意外特別值得懷念。
蔡焜霖20 歲的時候被判刑10 年。興奮的人生剛要啟程就遭遇嚴厲的打擊。他在綠島因此萬念俱灰，毫無生命意志。然而有一天的晚會，他看到了同是受刑人舞蹈家蔡瑞月的表演。凝視她的舞姿、她的身軀，蔡焜霖重新燃起生命的熱情。60 年後，在中山北路蔡瑞月舞蹈社的紀念會上，蔡焜霖以感謝之心這樣回憶。
重返孤獨
從牢房回到文明世界同樣不容易。「這場折磨，如果我們僥倖捱過，會讓我們更珍惜未來的人生。」納粹集中營囚犯、華沙猶太區起義抗暴者、長久被監禁者，很多人這樣安慰自己和難友。有些人確實也努力開拓了另一個人生。可是並非所有人都如此幸運。集中營倖存的作家和詩人，多年後選擇自殺。自殺的李維這樣說，「當他們感受到他們再度成為人，人的悲傷也回來了，失去家人、流離失所的悲傷。」
陳列出獄後，「經常就在這樣的車站坐很久的時間。在人群中，在身旁的位不管如何變換依然只是好像同樣孤獨或寂寞的陌生人當中，我很快就不再感到特別的孤獨或寂寞了。」「其實我不一定要坐哪一班車。也不必然要往哪裡去，或者說，不知道要往哪裡去；去另一個城市或回家，都可以。」「我好像仍在尋找著自己也難以明確知道的什麼東西。甚至我曾好幾次懷疑或許吧我的心神狀態也許已經碎裂…也許有一部分甚至於還留棄在曾經禁囿過我多年的那些密閉空間和高牆內，還沒有能力撿拾回來。」（《躊躇之歌》）
如李維所說，「當回復原先生活的希望，不再是瘋狂的妄想，我反而被流亡、遙遠的家、以及孤獨的痛苦所擊碎。」
長達四十年的獨裁統治，不是單一事件。在統治、協力、順服、反抗、和旁觀者中，都包含著不同的人和相異的心。獨裁政權統治下，心的諸種不同樣態是重要的歷史記錄，也是可貴的文化遺產。
＊作者為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退休研究員。曾任黨外雜誌《新潮流》編輯，美國安娜堡密西根大學社會系訪問副教授，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合聘教授，「臺灣政治學會」創會會長，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會長。本文原刊《印刻文學生活誌》（No. 224。2022/4），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