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乃德專文(下):打斷筋骨是一時的,毀掉尊嚴是一世的

2020-03-07 05:50

? 人氣

許多刑求目的在毀掉受刑者尊嚴,圖為畫作藝術家陳武鎮「刑求」作品。(資料照,謝孟穎攝)

許多刑求目的在毀掉受刑者尊嚴,圖為畫作藝術家陳武鎮「刑求」作品。(資料照,謝孟穎攝)

除了剝奪睡眠,最常用的刑求是毆打,從最輕的打耳光到對肉體無法復原的傷害。很多人會認為,打耳光和沒有造成傷痕的毆打,根本不算刑求。比利時反抗軍阿梅立如此描述他在監獄中被毆打的心情:

輕微的毆打和真正的刑求,簡直無法相比。它不會引起一般大眾太激烈的迴響。不過對於承受它的人,這個經驗仍然留下深刻的痕跡……第一擊立即讓囚犯體認到他的無助,也體認到將會有其他的動作跟隨而來。在監獄裡,囚犯對刑求和死亡知道甚詳,隨著輕微的第一擊,他們預期刑求和死亡已不只是可能,而是非常確定。他們可以打我的臉,表示他們可以對我做任何的事情。

毆打會造成受害者心靈創傷。(取自pixabay)
毆打會造成受害者心靈創傷。(取自pixabay)

在第一擊之後,囚犯失去了身為人的尊嚴……我很確定,囚犯在遭受第一擊之後,他失去了我們稱之為「對世界的信任」。信任世界的元素之一是,我們確定別人會尊重我們的身體。我身體的領域也就是我的自我領域……打耳光就像強姦一樣。

幾乎所有被逮捕的民主運動人士,包括陳菊、呂秀蓮、王拓,在偵訊過程中都曾經被打耳光。想像:你被陌生人隨便打耳光,無法反抗,甚至無法抱怨。經由司法審判的許多人,甚至被罰跪。想像你遭遇這種凌辱時的心情。我們大多數人都沒有遭受過這種侮辱,不過卻不難想像可能會有的受踐踏感。

除了打耳光、罰跪,審訊人員有很多方式可以凌辱囚犯。陳菊回憶說,「有一次我要上廁所,他們說:『先寫了再去上』。」陳菊說,「連上廁所也需要用哀求的。」所有刑求方式的核心目標,都是讓被刑求的人完全地依賴刑求者。許多教導刑求的手冊都指示:必須讓受刑求的人感到完全的無助,完全地依賴刑求者。

除了讓受刑求者完全的無助、完全的依賴,剝奪受刑求者生理需求的另一項作用是:讓受刑者失去人的尊嚴。當人失去尊嚴,就容易順服不反抗。摩爾的《不義:服從和反叛的社會基礎》一書試圖解釋,為何被壓迫者或被壓迫階級經常臣服而不反抗。他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被壓迫者長久失去、或被剝奪了自尊。例如印度的賤民階級長久以來自認為汙穢和低賤,以前上街的時候甚至必須隨身攜帶掃把,將自己走過的路清掃乾淨。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口號「黑色是美麗的」,也是在恢復黑人的自尊。納粹在集中營裡就常用禁止上廁所、或故意讓數千囚犯共用一間廁所來凌辱犯人,讓犯人失去人的基本尊嚴。食物、睡眠、排泄是人的基本需求。獨裁政權用剝奪這些基本需求的方式,來處罰不服從的人,更進一步瓦解他們的反抗意志。

2016年約兩萬名印度低種姓民眾在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舉行示威。(美聯社)
印度的種姓制度試圖摧毀低層民眾個人尊嚴,圖為部分民眾挺身抗議種姓制度。(資料照,美聯社)

陳菊常因為不配合審訊人員的要求,而被面對牆壁罰站。她說,「如果你是一個沒有政治鬥爭經驗的人,你或許就會崩潰,好幾年可能都沒有辦法恢復在人格所受到的摧殘。」當呂秀蓮對審訊人員的提問回答「不知道」,審訊人員要呂秀蓮在十行紙上寫「我不知道」,然後逼她將那張紙吃下肚子。除了罰站,呂秀蓮也被強迫吃下兩人份的飯菜。她說,「我其實是在吞嚥、蹂躪我自己的人格。」「那些日子帶給我永不可磨滅的恐怖和屈辱。」

張俊宏說,他受過刑求之後才瞭解為何資深的政治犯謝聰敏說,「如果要我重新選擇,我寧可選擇警備總部,讓他們把我的筋骨打斷。我不要選擇調查局,把我生命毀掉。」張俊宏的感觸是,「打斷筋骨是一時的,毀掉你的尊嚴和生命是一世的。」他說:

我是坐牢前受過最多前置教育的一個。我接觸的政治犯最多,接受他們的教育……所以在偵訊時期脫線最少……在牢中極度饑渴之中,稍露誘餌,那是真正的迷人……處在那個孤單、寂寞,一切都絕望,跟外界完全隔絕的環境裡……你會幻想偵訊人員的欺騙會實現,也許明天就送我回去,我可以擁有我的家,小女兒讓我抱,還可以到省議會去質詢。一千個絕無可能。可是我仍然懷著一個不可能的希望。

在隔絕的環境中,心靈的摧殘往往難以忍受。(取自pixabay)
在隔絕的環境中,心靈的摧殘往往難以忍受。(取自pixabay)

心靈的摧殘難以忍受,肉體的痛楚同樣令人驚懼。被逮捕的民主運動者,許多人除了睡眠被剝奪,肉體也遭受嚴厲的傷害。

蔡有全回憶,一被送進調查站,「他們就問:『是不是民主鬥士?』我不回答,他們就開始打我。一組六人,共有兩組。」「偵訊二十多天,我被打得全身都受不了。那時感冒又咳嗽,稍微咳嗽整個胸部就像要裂開。臉上則是被打得烏青血腫,沒有一處完好。」

所有被逮捕的美麗島人士當中,紀萬生老師或許被毆打得最嚴重。他原本是南投埔里中學的國文老師,因為屢被安全人員騷擾,乾脆辭去教職,蓋房子販售以維持生計,同時也專心投入民主運動。所有被逮捕的人在前一天就受到緊密監控,他太太準備了五萬元給他逃亡之用。可是他並沒有逃亡。他說因為他當時想到譚嗣同。清末戊戌政變失敗後梁啟超要譚嗣同逃跑,譚嗣同不願逃,說改革需要有人流血,後來果然被砍頭。

可以對人類同胞做出如此殘忍行為的人,到底是怎樣的一群人?他們刑求同胞之後回到家裡,如何面對自己的孩子和妻子?對人性悲觀的人認為,每一個人,或至少許多人,內心都有著殘酷的因子。「在人類的內心深處,存在著凌辱、虐待、傷害、及殘殺人類的衝動。」他們的職務剛好讓這些衝動獲得發洩的機會。

有人則以阿根廷「骯髒戰爭」期間的大量逮捕和刑求為例,指出:殘酷的刑求行為的驅動力不是人性,而是社會和政治情境。政治因素是意識形態。由於軍隊、警察、情治人員被灌輸的意識形態,讓他們認為刑求敵人是在為國家服務。情治人員在刑求美麗島人士時的語言和態度,也顯示他們認為所刑求、所傷害的對象,都是臺獨分子、都是黨國的敵人。

引導刑求行為的另一個因素則是社會支持。在「骯髒戰爭」期間,刑求者發現不只他們的上級鼓勵他們,甚至司法界、醫療界、媒體和宗教界都支持他們。阿根廷軍方的教士在宣道的時候說,「和游擊隊的戰爭是為了阿根廷共和國,是在保衛道德和人類的尊嚴,最終則是在保衛上帝。」負責將大學生人犯丟到大海裡的飛行員,每次任務結束之後都從神父獲得良心的安慰。有一位刑求者向神父告解,問神父他是否做了錯誤的行為。神父回答說,「如果你為了醫治病人必須動手術加以截肢,你就不應該介意病人的外表。」當時臺灣的學者、新聞記者們對美麗島事件的撻伐,或許也為刑求者提供了堅強的社會支持,讓他們無愧於心地去刑求這些叛徒。

不久之後,所有被逮捕的民主運動人士在心靈和肉體都尚未完全恢復的情況下,被送上了法庭,接受另一個考驗。

 《台灣最好的時刻》立體書封。(春山出版社提供)
《台灣最好的時刻》立體書封。(春山出版社提供)

*作者為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退休研究員,著有《自由的挫敗:臺灣第一波民主運動的故事》(原《百年追求》卷二),獲2014年臺北國際書展非文學類首獎、2013年開卷中文創作類年度十大好書、亞洲週刊年度十大好書等。本文選自作者新著《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春山出版)第七章〈俘虜、刑求、自白〉。

關鍵字:
風傳媒歡迎各界分享發聲,來稿請寄至 opinion@storm.mg

本週最多人贊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