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剝奪睡眠，最常用的刑求是毆打，從最輕的打耳光到對肉體無法復原的傷害。很多人會認為，打耳光和沒有造成傷痕的毆打，根本不算刑求。比利時反抗軍阿梅立如此描述他在監獄中被毆打的心情：
輕微的毆打和真正的刑求，簡直無法相比。它不會引起一般大眾太激烈的迴響。不過對於承受它的人，這個經驗仍然留下深刻的痕跡……第一擊立即讓囚犯體認到他的無助，也體認到將會有其他的動作跟隨而來。在監獄裡，囚犯對刑求和死亡知道甚詳，隨著輕微的第一擊，他們預期刑求和死亡已不只是可能，而是非常確定。他們可以打我的臉，表示他們可以對我做任何的事情。
在第一擊之後，囚犯失去了身為人的尊嚴……我很確定，囚犯在遭受第一擊之後，他失去了我們稱之為「對世界的信任」。信任世界的元素之一是，我們確定別人會尊重我們的身體。我身體的領域也就是我的自我領域……打耳光就像強姦一樣。
幾乎所有被逮捕的民主運動人士，包括陳菊、呂秀蓮、王拓，在偵訊過程中都曾經被打耳光。想像：你被陌生人隨便打耳光，無法反抗，甚至無法抱怨。經由司法審判的許多人，甚至被罰跪。想像你遭遇這種凌辱時的心情。我們大多數人都沒有遭受過這種侮辱，不過卻不難想像可能會有的受踐踏感。
除了打耳光、罰跪，審訊人員有很多方式可以凌辱囚犯。陳菊回憶說，「有一次我要上廁所，他們說：『先寫了再去上』。」陳菊說，「連上廁所也需要用哀求的。」所有刑求方式的核心目標，都是讓被刑求的人完全地依賴刑求者。許多教導刑求的手冊都指示：必須讓受刑求的人感到完全的無助，完全地依賴刑求者。
除了讓受刑求者完全的無助、完全的依賴，剝奪受刑求者生理需求的另一項作用是：讓受刑者失去人的尊嚴。當人失去尊嚴，就容易順服不反抗。摩爾的《不義：服從和反叛的社會基礎》一書試圖解釋，為何被壓迫者或被壓迫階級經常臣服而不反抗。他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被壓迫者長久失去、或被剝奪了自尊。例如印度的賤民階級長久以來自認為汙穢和低賤，以前上街的時候甚至必須隨身攜帶掃把，將自己走過的路清掃乾淨。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口號「黑色是美麗的」，也是在恢復黑人的自尊。納粹在集中營裡就常用禁止上廁所、或故意讓數千囚犯共用一間廁所來凌辱犯人，讓犯人失去人的基本尊嚴。食物、睡眠、排泄是人的基本需求。獨裁政權用剝奪這些基本需求的方式，來處罰不服從的人，更進一步瓦解他們的反抗意志。
陳菊常因為不配合審訊人員的要求，而被面對牆壁罰站。她說，「如果你是一個沒有政治鬥爭經驗的人，你或許就會崩潰，好幾年可能都沒有辦法恢復在人格所受到的摧殘。」當呂秀蓮對審訊人員的提問回答「不知道」，審訊人員要呂秀蓮在十行紙上寫「我不知道」，然後逼她將那張紙吃下肚子。除了罰站，呂秀蓮也被強迫吃下兩人份的飯菜。她說，「我其實是在吞嚥、蹂躪我自己的人格。」「那些日子帶給我永不可磨滅的恐怖和屈辱。」
張俊宏說，他受過刑求之後才瞭解為何資深的政治犯謝聰敏說，「如果要我重新選擇，我寧可選擇警備總部，讓他們把我的筋骨打斷。我不要選擇調查局，把我生命毀掉。」張俊宏的感觸是，「打斷筋骨是一時的，毀掉你的尊嚴和生命是一世的。」他說：
我是坐牢前受過最多前置教育的一個。我接觸的政治犯最多，接受他們的教育……所以在偵訊時期脫線最少……在牢中極度饑渴之中，稍露誘餌，那是真正的迷人……處在那個孤單、寂寞，一切都絕望，跟外界完全隔絕的環境裡……你會幻想偵訊人員的欺騙會實現，也許明天就送我回去，我可以擁有我的家，小女兒讓我抱，還可以到省議會去質詢。一千個絕無可能。可是我仍然懷著一個不可能的希望。
心靈的摧殘難以忍受，肉體的痛楚同樣令人驚懼。被逮捕的民主運動者，許多人除了睡眠被剝奪，肉體也遭受嚴厲的傷害。
蔡有全回憶，一被送進調查站，「他們就問：『是不是民主鬥士？』我不回答，他們就開始打我。一組六人，共有兩組。」「偵訊二十多天，我被打得全身都受不了。那時感冒又咳嗽，稍微咳嗽整個胸部就像要裂開。臉上則是被打得烏青血腫，沒有一處完好。」
所有被逮捕的美麗島人士當中，紀萬生老師或許被毆打得最嚴重。他原本是南投埔里中學的國文老師，因為屢被安全人員騷擾，乾脆辭去教職，蓋房子販售以維持生計，同時也專心投入民主運動。所有被逮捕的人在前一天就受到緊密監控，他太太準備了五萬元給他逃亡之用。可是他並沒有逃亡。他說因為他當時想到譚嗣同。清末戊戌政變失敗後梁啟超要譚嗣同逃跑，譚嗣同不願逃，說改革需要有人流血，後來果然被砍頭。
可以對人類同胞做出如此殘忍行為的人，到底是怎樣的一群人？他們刑求同胞之後回到家裡，如何面對自己的孩子和妻子？對人性悲觀的人認為，每一個人，或至少許多人，內心都有著殘酷的因子。「在人類的內心深處，存在著凌辱、虐待、傷害、及殘殺人類的衝動。」他們的職務剛好讓這些衝動獲得發洩的機會。
有人則以阿根廷「骯髒戰爭」期間的大量逮捕和刑求為例，指出：殘酷的刑求行為的驅動力不是人性，而是社會和政治情境。政治因素是意識形態。由於軍隊、警察、情治人員被灌輸的意識形態，讓他們認為刑求敵人是在為國家服務。情治人員在刑求美麗島人士時的語言和態度，也顯示他們認為所刑求、所傷害的對象，都是臺獨分子、都是黨國的敵人。
引導刑求行為的另一個因素則是社會支持。在「骯髒戰爭」期間，刑求者發現不只他們的上級鼓勵他們，甚至司法界、醫療界、媒體和宗教界都支持他們。阿根廷軍方的教士在宣道的時候說，「和游擊隊的戰爭是為了阿根廷共和國，是在保衛道德和人類的尊嚴，最終則是在保衛上帝。」負責將大學生人犯丟到大海裡的飛行員，每次任務結束之後都從神父獲得良心的安慰。有一位刑求者向神父告解，問神父他是否做了錯誤的行為。神父回答說，「如果你為了醫治病人必須動手術加以截肢，你就不應該介意病人的外表。」當時臺灣的學者、新聞記者們對美麗島事件的撻伐，或許也為刑求者提供了堅強的社會支持，讓他們無愧於心地去刑求這些叛徒。
不久之後，所有被逮捕的民主運動人士在心靈和肉體都尚未完全恢復的情況下，被送上了法庭，接受另一個考驗。
＊作者為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退休研究員，著有《自由的挫敗：臺灣第一波民主運動的故事》（原《百年追求》卷二），獲2014年臺北國際書展非文學類首獎、2013年開卷中文創作類年度十大好書、亞洲週刊年度十大好書等。本文選自作者新著《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春山出版）第七章〈俘虜、刑求、自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