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乃德專文(上):剝奪睡眠與模擬死亡

2020-03-06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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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為黨外人士,包括施明德、林義雄、黃信介、許信良、呂秀蓮、陳菊、張俊宏、姚嘉文爭取民主和自由,卻涉嫌叛亂罪遭起訴,最後由李登輝總統就職後特赦。(取自維基百科)

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為黨外人士,包括施明德、林義雄、黃信介、許信良、呂秀蓮、陳菊、張俊宏、姚嘉文爭取民主和自由,卻涉嫌叛亂罪遭起訴,最後由李登輝總統就職後特赦。(取自維基百科)

將警民衝突改造為「武力顛覆政府」的計畫,因為證據薄弱,唯一的方式就是讓被告自白他們在叛亂。為了讓被告自白為叛亂分子,刑求成為必要。刑求是人類政治生活中最為陰暗的一面。所有被逮捕的民主運動者,不論後來經由軍法審判或一般法庭審判,面臨的第一項考驗就是刑求,然後才是審判。

刑求室示意圖(取自pixabay)
刑求室示意圖。(取自pixabay)

刑求解放了刑求者心中最殘暴的部分,同時也摧殘了被刑求者人性中最脆弱的部分。從納粹集中營生還的比利時反抗軍成員、後來成為哲學家的阿梅立(Jean Améry),根據他在比利時碉堡被納粹刑求的經驗寫了〈刑求〉這篇文章。他在文章的結尾說,「任何被刑求過的人,一生都處於被刑求的狀態。曾經被刑求擊潰的人,再也無法安適地活在這個世界。人性被摧毀的恥辱,永遠無法抹除。」或許這也是為何他離開集中營將近三十年之後,仍然選擇自殺的原因。同樣從集中營生還的義大利化學家李維(Primo Levi)深感同情,因為「對他而言,刑求乃是一個無盡無邊的死亡」。後來李維也自殺了。

對美麗島民主運動者的刑求,部分原因是為了處罰。某些偵訊人員在毆打被告的過程中,嘲諷其為「民主鬥士」,顯示了刑求者對反抗者的仇視。不過,對美麗島人士刑求的主要原因,還是為了獲得虛構的自白。幾乎所有被逮捕的民主運動者都受到不同方式的刑求,其中最共同的經驗是疲勞審訊,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剝奪睡眠」。

美麗島事件(取自網路)
美麗島事件出庭情形。(取自網路)

美麗島審判開庭第一天,黃信介是第一位出庭的被告。他在審問時就表示,他的自白書是因為無法承受疲勞審訊的結果。指控黃信介和北京政府勾結的唯一證據,是他本人在情治機構中所做的自白。黃信介說,他在調查局五十天,偵訊時間很長,有時長達五、六十個小時沒有睡覺。

幾乎所有被逮捕的人都受到類似剝奪睡眠的刑求。林弘宣在言詞辯論庭上說,「被捕後經七、八十小時疲勞審訊……有些自白不符合調查人員意思,他們就把它撕掉,要求我照他們意思重寫。聽他們的就可以活,不聽他們的就會死。」邱茂男說,他前五天沒有睡覺,後五天每天只睡一小時。王拓七天七夜只睡一小時。紀萬生連續五天沒有睡覺。邱垂貞連續十天坐在椅子上。蔡有全說,他足足六天五夜沒有睡覺。

剝奪睡眠不會因有外傷而留下證據,所以普遍為偵訊者喜好。疲勞審訊雖然不會帶來肉體的痛苦,可是和肉體的折磨及痛楚相較,其實沒有更好受。擔任過以色列總理的比金,出生於白俄羅斯,在波蘭接受教育。他在二次大戰期間曾經被蘇聯軍隊逮捕入獄,後來在著作中提及監獄裡的刑求經驗。他說,一些非常強悍的戰友,雖然能成功忍受極端殘酷的刑求而沒有崩潰投降,可是在被剝奪睡眠之後都失去了抵抗意志。「感覺昏眩茫然,他精神耗盡到快死掉,他雙腳軟弱,他只有一個欲望:睡覺。睡一下也好,不要起來,就躺著,忘記一切。任何曾經有過這種欲望的人都知道,饑餓和口渴根本不能和它相比。我遇見不少囚犯,他們願意簽下任何的自白,只要能獲得偵訊者答應他們的東西:不是自由,不是食物。他答應給他們—如果他們簽名的話—不被打斷的睡眠。然後他們就簽了。而一旦簽了之後,世界上再也沒有任何東西能讓他們冒險,重新經驗這種被剝奪睡眠的夜晚和白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睡覺。」

另外一種刑求方式同樣不會帶來肉體的痛楚,不過同樣對心靈造成巨大的創傷:模擬死刑。以模擬死刑來恐嚇俘虜,是一個普遍的刑求方式。俄國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在帝俄時期,就曾經遭受這種殘忍的恐嚇。一位以色列士兵曾經報導他們如何用模擬槍決來凌辱一個阿拉伯人。他們將他的眼睛蒙上,要他跪下,舉槍頂住他的額頭,然後扣下扳機:喀擦一聲,沒有子彈。不過阿拉伯人已經嚇得尿溼了褲子。當以色列士兵將阿拉伯人的眼罩解開,他馬上撲在地上親吻士兵的鞋子,感謝他饒他一命。士兵卻輕蔑地一腳將他踢開。美軍在伊拉克對囚犯的刑求,也經常包括模擬死刑。

美麗島被告遭受的死刑威脅並沒有這麼直接,不過對心靈仍然是殘忍的傷害。呂秀蓮的哥哥呂傳勝是她的辯護律師;他去監獄會談的時候問妹妹,有沒有受到刑求。呂秀蓮先是痛哭,然後問她哥哥有沒有開收據給調查局。

「什麼收據?」

「領屍體的收據啊。」呂秀蓮說,她被疲勞審訊整整一個星期之後,情治人員拿出一張收據告訴她,「你哥哥已經找好墓地了,你的墳墓也蓋好了,這就是你哥哥領屍體的收據。」

20191110-前副總統呂秀蓮10日出席「呂秀蓮與您有約」座談會。(蔡親傑攝)
呂秀蓮曾在美麗島事件中遭受死刑威脅。(資料照,蔡親傑攝)

呂秀蓮說在監禁的房間裡,常聽到外面劈劈啪啪的聲音。審訊人員告訴她,「這些槍聲就是施明德被槍斃的聲音。你簽自白書,就讓你一槍斃命。不簽的話就多打幾槍。」後來又聽到槍聲,他們說,「這是姚嘉文被槍斃,他不承認,所以就挨了六槍。」呂秀蓮後來回憶:「他們拿吳泰安被槍斃的屍體照片給我看。還對我說,『眼睛睜大一點,仔細瞧瞧,這叫作血饅頭,要不要吃?這就是你的下場。』」「像吳泰安這樣赤裸上身的死法,對女孩子不太好看吧。」

紀萬生的經驗有些類似杜斯妥也夫斯基,只是沒有面對行刑隊。審訊人員告訴他將要被槍斃後不久,有一天晚上將他帶出去,要他面對圍牆,罰站許久之後,情治人員拿出相機拍攝他的正面和側面,像是在拍槍斃前的遺照。之後,又將他帶回牢房,要紀萬生感謝他們不殺之恩。

除了死亡的威脅,另一個更令人無法承受的是對親人的威脅。為了保護親人而願意承擔痛苦,這是人性的偉大處,也是其弱點。所有的獨裁政權都會利用這種人性的偉大弱點。張俊宏在辯論庭上說,「自白中長短程計畫,是我在最脆弱時簽下來……他們說,我頑強、不讓步。如不簽,要抓我妻子和妹妹。我不忍心他們進來,所以我就簽自白了。」

剝奪睡眠造成精神耗弱、心理迷惘,如果再加上死亡的威脅,這些壓力超出一般人可以承受的程度。

 《台灣最好的時刻》立體書封。(春山出版社提供)
《台灣最好的時刻》立體書封。(春山出版社提供)

*作者為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退休研究員,著有《自由的挫敗:臺灣第一波民主運動的故事》(原《百年追求》卷二),獲2014年臺北國際書展非文學類首獎、2013年開卷中文創作類年度十大好書、亞洲週刊年度十大好書等。本文選自作者新著《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春山出版)第七章〈俘虜、刑求、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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