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台海危機時，全球目光常聚焦於共軍何時動武。然而澳洲智庫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日前發表報告，分析北京當前更棘手的焦慮是「打下台灣後，該如何統治」？除了中國學者自己都坦言「香港模式」並不適合台灣，報告作者理查·麥格雷戈（Richard McGregor）與白明（Jude Blanchette）也警告，將2300萬人的自由民主體制強行塞入列寧式威權框架，註定是一場風險極高的政治工程。
「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東亞資深研究員麥格雷戈，以及華府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主任白明在〈After annexation: How China plans to run Taiwan〉（併吞之後：中國打算如何治理台灣）一文中指出，面對台灣民主體制的鞏固，習近平已開始收緊北京對統一的條件，要求將台灣完全納入中國的威權政治體制。如果依照習的計畫執行，數百萬台灣人可能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數以萬計的台灣民眾將遭到監禁，除非他們放棄支持台灣自治，並以「愛國者」的身份宣誓對中共效忠。
問題是，許多中國學者也感到不安，習近平用來治理台灣的總體模式──「一國兩制」──恐怕已走不通。
麥格雷戈與白明指出，北京對台思維已從和平相處轉向吸納式控制。不過隨著台灣認同與民主制度日益鞏固，習近平的統一條件也變得更為強硬，要求全面政治整合，而非提供真正的自治。兩人爬梳中共學術與政策文獻，發現中國學者普遍將台灣的統一前景區分不同階段：先以安全手段壓制、瓦解政治對手；再進行超出統治香港程度的體制重整；最後是長達數十年的心理重建工程（psychological re-engineering project），讓台灣人最終認同中國。但這個過程恐有數百萬台灣人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許多台灣的政治領袖也會遭到監禁。
兩位作者認為，中國方面關於統一台灣的想法充滿了未解的矛盾。無從保證的自治根本無法產生信任；強制能帶來穩定，卻無法獲得正當性；經濟整合方面的進展，也不能取代台灣民眾的認同。北京明白它將面臨的挑戰規模——在被對方拒絕的情況下治理一個已獲得鞏固的民主——即便限制台灣民眾的意識形態，也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
中國學者說了大實話
2024年 8 月，廈門大學海峽兩岸城市規劃研究所所長趙燕菁發表一篇論文，敦促北京立即在中國大陸建立一個台灣的影子政府，為對該島的全面接管做準備。趙燕菁主張，「統一後必須準備一個對台全面接管的方案，這一點刻不容緩」，不過這篇論文在一些敏感的議題上，也罕見地做出幾項坦率的承認：台灣內部對統一的反對不但沒有減弱，反而加深；香港在1997年之後的治理模式並不適合台灣；許多中國官員對台灣的政治與社會現況甚至缺乏基本認識。這篇論文在中國網路上短暫流傳遭到下架，突顯此議題的敏感性與此類坦率論述的罕見性。
（相關報導：
「美國承諾已靠不住，印太盟邦要趕緊自救！」《彭博》專欄談川普拖延對台軍售：他辜負了亞洲
｜
更多文章
）
麥格雷戈與白明指出，大部分處理兩岸問題的學者對台灣的分析，幾乎全部集中在可能的海上封鎖或軍事接管的作戰細節，畢竟中國入侵台灣如果成真，絕對是21世紀最具經濟與軍事破壞性的事件。然而對北京如何動用武力奪取台灣的強烈關注，卻犧牲了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在北京完成武統之後，又將如何處理衝突後的佔領問題。前面提到遭下架的文章之所以引人注目，並不是因為它代表了官方政策，而在這篇文章承認了中國內部正在進行一場不透明的廣泛辯論。
兩位作者直言，即便北京以極高代價取得軍事勝利，也無法解決中共所定義的台灣問題。因為嚴峻的治理與行政挑戰、缺乏統治的合法性，以及台灣內外的持續鬥爭，將引發一個漫長且不確定的階段。歷史證明，佔領、治理、並試圖改造一個複雜的民主社會，往往比在軍事上擊敗它更為困難。換言之，統一台灣的成敗，一方面取決於軍事衝突的勝負，另一方面也取決於是否能控制統一之後的政治秩序。
尤其台灣是一個高所得的自由民主國家，擁有強烈的政治認同、密集的公民機構、獨立的法律文化、喧鬧活躍的自由媒體，並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高科技與資訊網絡。這讓台灣問題與香港、新疆、西藏問題截然不同。以武力治理這樣的社會，將對中國造成龐大且持久的政治、經濟與安全成本，甚至在未來數十年還會形塑中國的國內政治、國際地位與全球經濟穩定。中國面臨的挑戰，不僅是改變社會結構，而是要徹底改造一個將中國共產黨視為對立實體的社會與民族的結構與認同。
復刻新疆再教育營？
根據陸委會所做的民意調查──一項具有代表性的台灣追蹤調查，約有7％的成年人口──相當於130 萬人──支持立即宣布獨立。在北京的統治下，持此立場者將面臨入獄的風險，可能有數十萬人將被剝奪投票權，無論是否主張台獨，所有台灣人都可能被各級政府的公職體系排除在外。若以政黨認同為衡量標準，面臨政治自由威脅的人數恐怕會更多。台灣選民有三分之一支持民進黨，但中共視民進黨為促進反北京情緒的溫床。包括律師、記者、公民運動者、企業領袖、公務員，還有那些民進黨的支持者，都必須對中共表現忠誠，否則很可能失去工作甚至被送進監獄。
如果懷疑北京是否會進行如此大規模的鎮壓，2017年起的新疆就有高達百萬名的維吾爾人、哈薩克人及其他中亞族群的人士關押於監獄和集中營，「接受旨在把他們改造成世俗化、愛國、支持黨的思想改造」。麥格雷戈與白明強調，這讓新疆被置於全面監控之下，至於從家庭中被帶走的孩子們，則會被送往專門的寄宿學校。兩位學者認為，鑒於北京幾乎肯定會把某些台灣人的態度、價值觀視為對接管計畫的關鍵威脅，對台灣的政治清洗規模很可能還會再提升。
在中國的法學界，這套清洗工程已有明確的理論基礎。武漢大學法學院學者周葉中在二〇一八年便毫不避諱地引用二戰後德國的歷史作為類比，主張台灣在統一後必須透過法律機制來「消除台獨情緒的毒瘤」，這種邏輯在學界被稱為中國式的「去納粹化」。周葉中建議利用二〇〇五年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將參與支持獨立的活動列為擔任公職的絕對排除條款。他甚至提出一種帶有脅迫性質的「特赦」方案：過去曾支持獨立，但後來透過積極對抗反北京運動來「證明忠誠」的官員，才能獲得條件式赦免。
（相關報導：
「美國承諾已靠不住，印太盟邦要趕緊自救！」《彭博》專欄談川普拖延對台軍售：他辜負了亞洲
｜
更多文章
）
中國學者薛永輝與姚澤浩的分析進一步鞏固了這種肅清邏輯。他們引用學者熊宏亮與段磊所提出的模型，區分了「不穩定的統一」與「理想的統一」。薛永輝與姚澤浩主張，如果不能解決台灣同胞的國家認同問題，統一就只是表面的，分離主義隨時會捲土重來。因此，他們提議在台灣建立一套公職人員誓詞與資格審查系統，確保只有「愛國者」能治台，這與香港在二〇〇〇年後實施的「愛國者治港」框架如出一轍。
不只是如何武統，而是如何統治
自習近平2019年的「告台灣同胞書」以來，許多中國學者、法律專家和政策研究者，都將關注重心轉向統一後的統治問題。他們以更大的緊迫感，明確將台灣視為一項涉及政權安全、體制控制、身份轉化以及在強烈國際關注下，如何管理長期抵抗的短期治理挑戰。雖然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仍是北京對台策略的核心，但學者們也強調制度的排序、法律架構和持續的政治整合。與此同時，這些學者也暴露出對合法性的持續焦慮：中國該如何長期統治在中國政治軌道之外發展了七十幾年的台灣社會。
對許多中國學者而言，香港示範了過度寬容的風險以及晚期事後干預的局限性。他們認為香港的經驗顯示，自治若沒有嚴格界定並且持續監督，可能演變為對政權的直接威脅。因此在法律上吞併（de jure envelopment）之前，就必須先進行政治、社會與資訊方面的準備工作。中國學者也借鑑了在新疆和西藏的經驗，並且討論如何治理所謂「超大型國家」。他們認為核心挑戰不在於多樣性，而在於如何在不削弱中央的權威之下加以管理。台灣在此框架下，日益被視為高風險區域，必須長期採取侵入性控制來達成完整的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整合。
不過中國官方對於如何精確治理台灣，保持相對低調。鄧小平在1970 年代後期首次提出「一國兩制」框架，台灣將成為一個特別行政區，理論上被允許「保持現行的社會制度，並依照法律享有高度自治」。然而在此粗略藍圖之外，北京也一直相對保持沉默。兩位作者強調，這份報告並非是要推測北京在統一後的規畫，而是基於2019至2025年間中國學術、法律與政策相關文獻，試圖找出關鍵洞見，揭示中國精英如何看待統一的挑戰、他們認為可用的必要工具，以及相關討論的內在邏輯矛盾。
台灣問題的歷史脈絡
麥格雷戈與白明指出，在以外來統治者身分治理社會方面，中國共產黨可說豐富經驗。從1950年代起，中國在名義上為「自治」的新疆和西藏強行推行特定模式，逐步抹去任何行政或文化差異。近年北京加速將香港整合進入大陸體制，透過法律戰、脅迫、監禁政治異見者，以及對制度的滲透與收編，中國政府瓦解民主政治、限制獨立司法、削弱公民社會，並將宗教機構置於更緊密的控制之下。1997年交接後「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承諾，如今卻淪為僅是一個「過渡性的口號」。
如果說到台灣，則會是比上述歷史經驗更深刻的挑戰。自1940年代以來，台灣就由獨立的政府治理，並自1990年代中期起成為蓬勃發展的民主國家，至於台灣抵抗外來統治的傳統，甚至也早於現代政治：當年西班牙和荷蘭的殖民計畫皆告失敗，清治時期也屢見民眾揭竿起義，日本的殖民統治（1895–1945）帶來現代化，同時也遭遇持續抵抗，日本政府則動用暴力鎮壓。國民黨在1945年後的接管也大致依循相同模式：威權整合、血腥鎮壓與打壓政敵。
（相關報導：
「美國承諾已靠不住，印太盟邦要趕緊自救！」《彭博》專欄談川普拖延對台軍售：他辜負了亞洲
｜
更多文章
）
自從蔣經國在1980年代中期開始推動政治自由化以來，台灣已發展成一個運作良好的自由民主國家。政權透過選舉交替，立法機構與地方政府具實質影響力，抗議活動已成常態，司法較為獨立，公民社會根基穩固，民營企業依照法律而非官僚的任意裁量運作，軍隊已去政治化，成為國家機構的一環而非黨的私人武力。上述政治變遷，更伴隨著台灣認同感的深化，也深植於民主制度與政黨競爭之中。簡言之，麥格雷戈與白明認為現代台灣的決定性特徵，與中共那套列寧式的統治模式根本不相容——共產主義教條不可能容忍政治多元的文化。因此北京武統台灣之後，大概率將面對的問題是：該如何應對台灣人的抵抗，能否以可接受的代價做到這一點。
從開出優渥條件到不留退路：北京對台論述的轉變
麥格雷戈與白明指出，過去十年，北京對台灣問題的表述經歷了一場低調的根本轉變。儘管終結台灣的獨立政治地位、將其置於中國主權之下的核心目標始終如一，但相關用語卻已明顯改變。過去所謂在彈性制度安排下的「和平統一」，日益被重新表述為「完全民族統一」。此一轉變反映了中國黨國體制內對台灣問題的性質、阻礙統一的來源、以及以自治為基礎的解決方案，恐怕進行了重新評估。在中國的學術與政策相關文獻中，台灣如今較少被視為「等待制度安排的領土」，而更被當作一個「政治複雜、意識形態上存在激烈爭論的社會」，將其納入將對政權安全構成尖銳風險。因此「如何治理」（而非「如何談判」）已是北京戰略思維的核心
在後冷戰時代的大部分時間裡，北京對台問題的首選表述， 一直依託於「和平統一」與「一國兩制」這對組合。麥格雷戈與白明認為，這兩個表述也發揮了多重作用：對外，它傳達了在不訴諸武力的情況下解決主權爭議的克制訊號；對內，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領土完整的堅持與台灣實際存在的分立政治體制之間，扮演了一座橋樑。
在鄧小平掌權之初，當時的中國領導人向台灣提出一項條件：只要台北承認自己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可以保留其治理、經濟和社會體制，甚至保留軍隊。當時台灣拒絕了這項提議（至今也仍然拒絕），蔣經國則在形式上、憲法上以及情感層面上，主張自己是「真正代表中國的政府」。不過後來台灣對自身在國際上的定位已被徹底顛覆，並且以更強烈的台灣認同感與反威權的民主政治來反對中國的統一主張。雖然中華民國憲法從未放棄對全中國的歷史主張，但自1990年代初以來，台北在法律與實務上一直作為僅治理其控制領土的國家在運作。
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1995年1月提出了類似的計畫，並在香港回歸後再次重申。時任副總理錢其琛在2001年的演講中，則詳細重申了江的八點主張。麥格雷戈與白明認為，這段演講現在讀來令人驚異，因為錢其琛說：「『台灣』可以繼續使用新台幣、保留自己的軍隊，成為一個獨立的關稅區，並且維持自己的政府架構。大陸不會徵收台灣一分一毫的稅收，也不會調撥台灣一分一毫的資金。台灣人民的生活方式將保持不變。台灣的企業家將保有原有財產。台灣的人事將保持自治，大陸不會派任何官員到台灣擔任國家職務。」[21]
不過這種相對寬容的語言近年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強調「祖國完全統一」。這個詞語在黨的文件、領導人講話和學術著述中頻繁出現。雖然它並未取代「一國兩制」口號，但仍決定性地改變了優先次序，也大幅限制了對台北提供的自治空間。對「完全」統一的強調，意味著必須徹底消除台灣的獨立政治身份，而不僅僅是對台灣進行某種間接或疏離的管理。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周志懷就說：「國家統一不是『買菜』，不能討價還價。」
（相關報導：
「美國承諾已靠不住，印太盟邦要趕緊自救！」《彭博》專欄談川普拖延對台軍售：他辜負了亞洲
｜
更多文章
）
中國大陸的學者如今已普遍接受一項現實：兩岸數十年的分治，已在台灣催生出明確的本土認同，且這種認同與台灣的民主自治及反威權體制緊密相連。中國人民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王英津在2024年指出，民進黨當局透過歷史、文化和教育加速「去中國化」，導致台灣的歷史觀出現混亂與扭曲，嚴重壓縮了兩岸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的空間。這意味著在中共眼中，台灣的民主多元與政治認同已不再是「需要被管理的異常現象」，而是「必須被直接摧毀的生存威脅」。
五大逼降劇本與軍事接管模式
在中國學者的論述中，拿下台灣的模式五花八門。麥格雷戈與白明梳理出中國學界最常討論的幾種逼降劇本：
一、長春模式：源自1948年共軍對國民黨駐守的長春城發動的殘酷圍城戰。此模式強調「攻心為上」，透過長期封鎖切斷資源，引發台灣內部的社會崩潰與菁英階層分裂，最終迫使守軍在毫無退路下投降。
二、西藏模式：強調使用有限度的軍事武力造成既定事實，隨後在壓倒性的軍事威脅下展開談判。報告引述中國學者的分析，此模式的核心是「以武逼談，以談促統」，利用高壓的心理戰迫使地方政權走向和平統一。
三、北平模式：源自1949年共軍進入北京的歷史。前中國國台辦副主任王在希曾將此形容為「不戰而屈人之兵，是和平統一與武力統一的完美結合」。其邏輯是展示絕對的軍事優勢，讓抵抗顯得毫無意義，促使政權迅速崩潰並接受投降條件。
四、越南模式：著眼於國際社會的現實主義。一旦戰場結果成為不可逆轉的定局，即便曾經支持戰敗方的外部大國，也會為了自身利益逐漸適應新的政治現實。
五、克里米亞模式：這是中國學者近年最津津樂道的範例。俄羅斯在2014年吞併烏克蘭的克里米亞，過程展示了如何模糊平民與戰鬥人員的界線，並在軍事佔領後迅速利用「虛假公投」來合法化統治。解放軍西安政治學院學者胡世宏在2013年的論文中便強硬表態，如果中國境內的任何地區或民族透過民族自決或公投等方式尋求獨立，中央政府有權使用武力反制。中國民族主義學者、人民大學的王文更讚揚俄羅斯透過博物館與紀念碑推廣「共同歷史」，成功將吞併包裝為「回歸」。在中共眼中，公投從來不是為了探詢民意，而是用來背書已定結局的政治表演。
一旦透過上述手段完成實質佔領，中共的「法律戰」將立刻無縫接軌。理查·麥格雷戈與白明指出，2022年發布的《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中，北京明確宣告解決台灣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受國內法而非國際法管轄。中國學者田飛龍便主張，必須迅速引入類似香港的國家安全法，以先發制人地打擊「必然會進行挑釁與破壞的地方派系和外部干預勢力」。閩南師範大學學者朱磊的觀點最具代表性，他認為統一後台灣實行的高度自治，其政治權力是由中央政府授予並受其直接領導的。這意味著，自治只是中共隨時可以收回的恩賜。
鎖定年輕世代的再教育工程
麥格雷戈與白明認為，北京想要長期統治台灣，真正的戰場在於「認同」。根據政大選舉研究中心（NCCU）的長期追蹤民調，目前僅有百分之二點五的台灣人單純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理查·麥格雷戈與白明指出，中共未來的統治重心將放在台灣的年輕世代與教育系統上，展開徹底的思想重塑。中國駐澳洲大使肖千曾公開表示，台灣人民可能需要一個過程，才能對中國有「正確的認識」。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更曾在法國電視節目上揚言：「我們將進行再教育。我確信，台灣民眾將再次支持統一，並再次成為愛國者。」
根據學者論述，這場工程包括全面改寫台灣的歷史敘事、廢除自由民主的公民教育，以及徹底清除教育系統中的台獨分子。東南大學學者徐川在檢討香港經驗時便指責北京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後，錯失了重塑青年認同的最佳時機，北京顯然不打算在台灣重蹈覆轍。在經濟層面，清華大學兩岸發展研究院的分析顯示，中共的策略已經從期待有機的政治融合，轉變為將經濟整合做為政治壓迫的工具。2023年9月發布的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意見，真實目的是建立不對稱的依賴關係。上海交通大學學者盛九元等人的研究呼籲當局採取政策干預，將台灣經濟被迫與大陸的紅色供應鏈強制接軌。
對於全球半導體製造龍頭的台積電（TSMC），中國人民大學學者金燦榮曾警告，如果統一是透過軍事衝突實現的，一國兩制將被直接拋棄，一些產業可能會被收回，其中可能包括台積電，並交由中共的台灣省委直接控制。這番言論戳破了中共保障私人財產的承諾。
北京對台統治藍圖的四個死局
在報告最後，麥格雷戈與白明也點出了北京統治藍圖的四個死局：自治與控制的矛盾：一個隨時可被廢除的假自治，無法安撫台灣人民；穩定與合法性的矛盾：依靠脅迫取得的服從，永遠無法轉化為合法的政治認同，心理的疏離將永遠存在；人才與資本流失的必然：極權鐵幕落下後，創新人才與資本必將逃離，留下的只會是空殼；統治疲勞的詛咒：長期維持高壓監控需要消耗天文數字的資源，這種高強度的反分離主義治理，最終將拖垮中共自身的統治量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