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偉觀點:扭曲變形的戰爭之框─五星紅旗迎風飄揚之外的錯亂

2019-02-17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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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即將來臨,作者認為,過去白色恐怖時期發生的政治事件因個人界定有所不同,應先有多數民意可以接受的戰爭之框的形成,才有辦法去判定誰是應哀悼和人民的共識。圖為228查緝私菸事件。(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228即將來臨,作者認為,過去白色恐怖時期發生的政治事件因個人界定有所不同,應先有多數民意可以接受的戰爭之框的形成,才有辦法去判定誰是應哀悼和人民的共識。圖為228查緝私菸事件。(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在20世紀的台灣因為在很短的時間內從生產條件原始的農業社會,進入到高科技價值生產鏈為主的現代化產業科技島,過程像跑馬燈又像萬花筒,因此在社會快速發展前進的軌道上,迷離與遺忘成為整個社會集體記憶的本質。在民進黨政府在2014-2018年兩次大選的潮起潮落之間高唱入雲的轉型正義,在對不同記憶組成的族群進行切割與離散之間,就會有非常多光怪陸離自我矛盾無法解釋的奇怪現象。隨著二月的來臨,2020總統大選之前最後一個228接近,想來雙方又在為了爭奪政治詮釋權,又吵翻天是可以預期的。不過想不到距離228還有半個月,對於國共衝突在台灣史上的傷痕又上了新聞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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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受難者蔡焜霖在今年台北國際書展進行短講,分享他被送往綠島服刑10年時,一同關押的難友蔡炳紅因一張紙條被判死刑的過往,是他心中永遠的痛。蔡焜霖接著特別提到,2008年北京奧運上那名小女孩唱的歌曲「歌唱祖國」,就是蔡炳紅當年在紙條上所寫的歌詞。「我聽到這首歌,心都在滴血,因為這些年輕人原本不用死,而這首歌的歌詞是他們被判死的罪狀之一,也是被判死刑的證據」,而這是他們的青春故事。

文化部15日上午於凱達格蘭大道白色恐怖紀念碑廣場,隆重舉辦「解嚴30週年紀念會」,邀請戒嚴時期遭受人權迫害的白色恐怖受難者近百名共同參與,1950年代政治受難者前輩蔡焜霖先生在解嚴三十周年紀念會致詞。 (文化部提供)
政治受難者蔡焜霖(圖)提及過去戒嚴時期曾有人因唱《歌唱祖國》遭判死。 (資料照,文化部提供)

民進黨執政以後,在轉型正義大潮下蔡焜霖說的這個故事,其實在同溫層中流傳甚廣。筆者第一次聽到這個故事時,簡直覺得彷彿聽到的這是一個鬼故事的一樣震驚。問題倒不在蔡炳紅等人因一張紙條被判死刑的過往當局有多殘暴,而是蔡炳紅唱這首歌的背景,過往敘述中是輕描淡寫的。但查閱中共相關史料,知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才創作的歌曲,建國70年以來大名鼎鼎,歌名叫做「歌唱祖國」,就只有這麼一首!歌詞一開始是這樣寫的,「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麼響亮;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

查閱這首歌曲創作的背景,本來還有一個事實鍊上連接不起來的缺口。《歌唱祖國》創作於1950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前夕,當時王莘從天津到北京出差,路過北京天安門廣場,看到人們在為國慶一周年做準備,受到節日氣氛的感染而產生了創作的衝動,隨後在返回天津的列車上寫作初稿。歌詞首句「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即來自王莘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的印象。

這首歌既然成於兩岸分離對峙之後,它又是如何來到台灣,而且是信息封鎖看守嚴密的綠島集中營?在不可能以唱片與錄音帶流傳的情況下,只可能以人力演奏教唱傳揚開來。誰吃了熊心豹子膽,膽敢這樣公然在1950年代的戒嚴反共下的台灣宣傳教唱?

蔡焜霖先生自己交代了這個不好解釋的疑問,原來這其實以鮮血寫下的是一個兩岸冷戰的註腳。中研院社會所的汪宏倫研究員,曾經為文用戰爭之框理論敘述東亞近代的戰爭觀點,使得這觀點在台灣變為本土化。戰爭之框論述其中一個特色,就是首要判斷誰是敵人誰是同志,同志的死值得哀悼,敵人的死亡應該慶幸。然後整個處於臨戰狀態下的整個社會,再根據這一整套邏輯開始行動,包括界定自己的喜怒哀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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