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白先勇先生所說，夏公說話非常的直接，常常一語中的，毫不含糊。寫信則相當的嚴謹，一如他作學問，絕不隨意來寫。寫文章更是這樣，細細思量，緩緩鋪陳，寫了出來，也是要面面俱到的。
這一篇長文充滿感情，盛載著難以掩飾的欣喜與寬慰。當年，我仔細讀了好幾遍，又將其珍藏在夏公專屬的信夾內。二十四年過去了，展開這已經發黃的報紙，好像聽到了夏先生開懷的琅琅笑聲。可不是嗎，在哥倫比亞大學執教二十九年，培養出來的學生不計其數，博士就有十四位，平均兩年一位。怎不值得欣慰！其中最有建樹的四大弟子，後來都在名校執教。當初夏公指導他們這四位西方人撰寫的論文議題，包括晉代《搜神記》、北宋詩人梅堯臣、清代《隋唐演義》、抗戰時期的京滬文學。
夏公這樣說，「一般人都以為我是小說專家，其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戲劇，這些課程我都開，一方面充實自己，一方面也為了研究生的方便。因之學生寫博士論文，全憑其興趣決定，只要題目不太空泛不實，我總會通過的」。為學生著想，不是每一位教授都做得到。指導學生的同時不忘充實自己，更是難能可貴，充分表現出夏公在學術方面的不斷追求。因之教學相長的成就如此傲人！
前來參加退休盛會的貴賓除了曾經親自授課的學生以及夏公兄長夏濟安教授的學生以外，還有許多人夏公並沒有教過，但是他們讀了他的著作，自稱夏公學生，其中有些人更與夏公通信，成為知交。當然，哥大同事們以及許多的老朋友們也都利用這個大好的機會前來致意。整個盛會的氣氛讓夏公十分高興，他深以為然的便是他教學之成功，做人之成功。古道熱腸的夏公退休之際得到這樣隆重的禮敬，便是極好的佐証。
關於他的繼承人王德威教授，夏公不但盛讚其學術成就，也講到了延請王教授的始末，「三十一、二年前，我的哥大前任王際真教授在耶魯出版所看了幾章《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書樣，就去游說當時的中、日文系主任狄百瑞（W. Theodore de Bary ）。一定要他把我請來；三十年後我也不論私交為德威說項，同樣維持這個『走馬荐諸葛』的優良傳統」。眾所周知，在所有的公開場合，夏公永遠真心誠意不吝惜最美好的言詞盛讚他的前任與他的繼承者。
關於夏濟安先生的學生白先勇，夏公這樣說，「先勇深愛濟安師，連著跟我的關係也非常親」。這是實話。二○一四年三月二十日∼二十一日，美國《世界日報》連載白先生長文〈文學因緣─感念夏志清先生〉便講到他與夏先生之間這段延續半個世紀「亦師亦友、忘年之交的關係」，其中，他談到夏公對他創作上的鼓勵，「我的小說，他看得非常仔細，而且常常有我意料不到的看法」。比方說，《台北人》系列中〈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這一篇，「一般論者都認為這只是一篇寫同性戀者的故事，夏先生卻看出這篇小說的主旨其實是在寫年華老去的亙古哀愁。」因為白先生這樣一番情感真摯的話，我在一個飄雪的冬夜，特別找出晨鐘版的《臺北人》細讀，更深一層理解當初夏公運筆的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