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古典小說》這部書，白先生在這篇文章裡講了許多的掌故，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夏公用英文寫出的有關中國古典小說的論文譯成中文後，陸續刊登在白先生主持的《現代文學》上。白先生期望這些論文都能在這個雜誌上刊登，沒有成功。他也期望晨鐘出版社能夠印行這本重要的學術著作，也因為種種原因而未能付梓。對這件事情，白先生一直耿耿於懷。一九八八年這本書在大陸出版。新世紀初，白先生撰寫的長文〈經典之作─推介夏志清教授的《中國古典小說》〉刊佈，為夏公八十歲生日祝壽。我們手中的這本書是康乃爾出版的英文本。千禧年，夏公親自簽名，送給我和 Jeff。一般來說，Jeff 極不喜歡讀文學評論。夏公的書卻是例外，一方面，兩人每次見面都相談甚歡，兩人有著許多共同心儀的歐美作家與作品，見了面就有說不完的話。另外一方面也是夏公的論述將中國古典小說從天上請到了人間，讀起來，極有興味。外交圈聚會，我多次聽到 Jeff 向歐美同行們介紹夏公的學術著作，侃侃而談，如數家珍。
在夏公九十年代的這篇長文以及白先生二○一四年的這篇長文裡，都不止一次談到莊信正夫婦。莊教授也是夏濟安教授的學生，是一位極為嚴謹的學者，也是夏公的好朋友。他與夏公都具體地幫助過張愛玲，這是他們之間深厚友情的一個部份。莊先生尊師重道，他的一位老師居住在大華府地區，他有很長時間年年來看望，讓我們非常感動。二○一三年年底，夏公仙去，我從莊先生那裡得到證實。不幾天，他寄來了他的悼念文章。文章中記敘了他們夫婦在十二月二十八日陪同夏師母王洞女士前往療養院探望夏公的經過。那是夏公的最後一天。夏公衣著整齊，腦筋非常清楚，短暫的語聲裡，卻是掛記著《紅樓夢》。拜讀這篇情誼深長的文字，我在想，學術界老朋友當中，夏公看到的最後兩位，大概就是莊先生伉儷。而夏公最後的記掛，也只有在莊先生這篇文章中有了記載。
夏公是極有個性的，在他歡慶退休的這篇文章裡還說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討論會上高克毅、梅怡慈要宣讀論文給我聽，九點半開幕致辭的羅郁正兄也是我最親密的朋友，至少也該寫他一段。一九六六下半年恰好郁正兄嫂也在台北度假，我同二位年齡相仿，背景相同（他們讀上海聖約翰大學英文系，我讀滬江；出國後郁正先去哈佛，我留在耶魯），在台北時常見面，一下子轉為至交。回美後，我就同郁正兄嫂經常交換幽默信件，此類英文信件，十年、二十年後重讀仍帶給我極大的喜悅。十多年前我寫了篇散文，謂朋友間克毅、郁正二兄寫的英文信要比海明威的書信好得多多（那年海氏書信集剛出版，我看到的一些，文筆非常蹩腳）。台北編者們從不改動我的文字，校閱我那篇散文的某編者，看到我把自己的朋友同美國大文豪相比，簡直太荒唐，就自作主張把此句刪了。現在有機會把舊話再說一遍，希望「聯副」編者不要皺眉。英國怪才柏吉斯 Anthony Burgess 曾寫過篇短評，也認為海氏書信實在寫得很馬虎的（載 But Do Blondes Prefer Gentlemen? 紐約，一九八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