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年聖誕節收到夏公與師母寫於十二月二十三日的賀年卡。自此，夏公改了稱謂：由 Dear Teresa 直接翻譯成中文，成為「親愛的韓秀」。之後，便一直如此，不再變更。夏公這樣說，「一年中我欠你的信少說有兩封。現在先給你寫年卡，寒假整理書桌，找出你信來，再同你通長信，如何？不少人給我信，我時間不夠，有些就不覆了，但你的信我是要覆的，雖然遲了一點，請你原諒」。讓我感覺很不好意思，但是這樣的話，他卻在後來的信裡大同小異地重複過很多次，每次都讓我感覺到來自長輩的關切與溫暖。
夏先生在賀年卡上還寫到，「在聯副上看到一段有關你的消息，知道你晚近寫作甚勤，而且早在你結婚之前，你自己也是被人壓迫的知識分子。怪不得你如此關心大陸的作家。六‧四之後，中國大陸的確在大退步，而且可以批評、干涉政府的人士都在海外，失掉了他們應有的讀者。那年劉賓雁來哥大演講，多麼轟動！兩三星期前，有人借哥大地方開一個會，劉賓雁也出席了，情形就不同了。流亡在歐美的中國作家、教授、民運分子在海外也失掉了聽眾，想想真傷心！」關於沈伯伯，夏先生還有話說，「你轉告有關沈老的文章，希望不發生影響，更多讀者是敬愛沈老的」。
夏公真是敏銳。〈緘默〉一文遲遲未刊出，夏公擔心是受到了那些亂七八糟文章的影響。其實，聯合報系對沈先生敬重有加，這一年半來精彩的紀念文章很多，拉開一點距離也是很正常的。好在我收到賀年卡的時候，〈緘默〉已經於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在聯副刊出。我在九一年元月十一日收到台北寄來的剪報，馬上轉寄夏公，好讓他放心。
至於「六‧四」以後流亡歐美的作家、教授、民運分子，那真是說來話長。認真反思的不多，認真學習新知的少而又少。內鬥不斷、爭「權」奪利不斷。海外人看他們行事與說話覺得簡直就是共產黨那一套，心生反感，自然是意料中事。
劉賓雁的情形讓許多了解中國國情的人們扼腕，覺得他那麼多年被打入另冊，仍然對共產黨沒有足夠的清醒的認識，還在「修修補補」，苦頭幾乎白吃。事實上，劉先生來到了自由的國度，精神上並沒有獲得真正的自由，其思維還是停留在老地方，失掉了聽眾，也在情理之中，我並不覺得詫異。但是這樣子直通通地跟夏公說，會讓他更傷心。於是我很婉轉地在信裡寫，希望這些流亡者珍惜自由國家給他們的大好機會，好好地唸一點書，認真地學習與研究民主政治的精髓，很快地成熟起來。說到勸人唸書，夏公最聽得進去，一定會點頭同意，心情也可能會好一點。
我自己的那點故事，講起來是一連串的傷心事，不提也罷。好在夏公不但勤於讀書看報，而且敏銳異常，很快就知道了一個大概，不需要我重複。此時，《折射》已經在台北由幼獅文化出版了單行本，我便在信中跟夏公說，書到了，就會寄上。
一個多月之後，書到了，我在二月二十六日，將首版《折射》寄至夏公府上，知道夏公對文字有潔癖，還在書中改正了一些誤植的字。
在這期間，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以及正在籌備中的北美華文作家協會邀我參加，我一向獨來獨往，對「社團」有點警惕。遂於四月二十九日打電話給夏公，請教一二。夏公愛熱鬧，跟我說這樣的海外社團很溫馨的，大家偶爾聚聚很開心，要我放鬆心情，「參加無妨」。後來，我便參加了這個女作家協會以及總部設在台北的世界華文作家協會，以及旗下的北美分會、華府作協。
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夏公寄了年卡來，對於這一年的忙碌做了說明：
我在哥大的最後一學期，倒有兩個學生要通過 Ph. D. 的考試。接著就是五四退休大會，忙過之後，我就忙著 packing 書籍，準備搬家。我的舊居早已 space 不夠，office 的書搬回家以後怎麼辦？只好向學校請求一個大一些的 apartment。很運氣，我們搬進了一套房間比舊居大得多的 apt，但搬家前後，整個暑期都是忙著佈置這個新家，同任何友好都沒有信札來往，入秋之後，我照舊忙著為學生寫 recommendations（雖然不教書了 ），也要準備寫一篇評琦君的文章。為此，我去了一趟台北，文章發表於《中央日報》十一月月初。你如果看不到該報，我可以寄你一份。進入十二月，就忙於寫信寫卡。二月間收到您的《折射》及一封長信。《折射》等於是部自傳，寫你在大陸的生活。那個「你」一定就是 Jeff，想也必然寫到了你的父親。以前在讀信間知道你的 background，但不太多，這本書是非看不可的。至少看一半，再把我的印象告訴你。我在台北見到蘇偉貞，可惜沒有機會暢談，因為我是《中央日報》的客人，節目也排得太緊。
細心而周到的夏先生在信尾不忘加一句，「過了年關以後，再給你信，好不好？」讓我忍不住笑起來，心裡想，當然好，怎麼會不好呢？
寄了《折射》給夏公，只是覺得自己對這位熱誠的師長終於有了一個交代，並未期望他在百忙中翻閱這本書，因此根本沒有覺得失望。更不消說，美國《世界日報》早在一九九一年五月六日與七日連載夏公大文〈桃李親友聚一堂─退休前夕的慶祝和聯想〉，圖文並茂，對於他的忙碌，非常的了解。
正如白先勇先生所說，夏公說話非常的直接，常常一語中的，毫不含糊。寫信則相當的嚴謹，一如他作學問，絕不隨意來寫。寫文章更是這樣，細細思量，緩緩鋪陳，寫了出來，也是要面面俱到的。
這一篇長文充滿感情，盛載著難以掩飾的欣喜與寬慰。當年，我仔細讀了好幾遍，又將其珍藏在夏公專屬的信夾內。二十四年過去了，展開這已經發黃的報紙，好像聽到了夏先生開懷的琅琅笑聲。可不是嗎，在哥倫比亞大學執教二十九年，培養出來的學生不計其數，博士就有十四位，平均兩年一位。怎不值得欣慰！其中最有建樹的四大弟子，後來都在名校執教。當初夏公指導他們這四位西方人撰寫的論文議題，包括晉代《搜神記》、北宋詩人梅堯臣、清代《隋唐演義》、抗戰時期的京滬文學。
夏公這樣說，「一般人都以為我是小說專家，其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戲劇，這些課程我都開，一方面充實自己，一方面也為了研究生的方便。因之學生寫博士論文，全憑其興趣決定，只要題目不太空泛不實，我總會通過的」。為學生著想，不是每一位教授都做得到。指導學生的同時不忘充實自己，更是難能可貴，充分表現出夏公在學術方面的不斷追求。因之教學相長的成就如此傲人！
前來參加退休盛會的貴賓除了曾經親自授課的學生以及夏公兄長夏濟安教授的學生以外，還有許多人夏公並沒有教過，但是他們讀了他的著作，自稱夏公學生，其中有些人更與夏公通信，成為知交。當然，哥大同事們以及許多的老朋友們也都利用這個大好的機會前來致意。整個盛會的氣氛讓夏公十分高興，他深以為然的便是他教學之成功，做人之成功。古道熱腸的夏公退休之際得到這樣隆重的禮敬，便是極好的佐証。
關於他的繼承人王德威教授，夏公不但盛讚其學術成就，也講到了延請王教授的始末，「三十一、二年前，我的哥大前任王際真教授在耶魯出版所看了幾章《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書樣，就去游說當時的中、日文系主任狄百瑞（W. Theodore de Bary ）。一定要他把我請來；三十年後我也不論私交為德威說項，同樣維持這個『走馬荐諸葛』的優良傳統」。眾所周知，在所有的公開場合，夏公永遠真心誠意不吝惜最美好的言詞盛讚他的前任與他的繼承者。
關於夏濟安先生的學生白先勇，夏公這樣說，「先勇深愛濟安師，連著跟我的關係也非常親」。這是實話。二○一四年三月二十日∼二十一日，美國《世界日報》連載白先生長文〈文學因緣─感念夏志清先生〉便講到他與夏先生之間這段延續半個世紀「亦師亦友、忘年之交的關係」，其中，他談到夏公對他創作上的鼓勵，「我的小說，他看得非常仔細，而且常常有我意料不到的看法」。比方說，《台北人》系列中〈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這一篇，「一般論者都認為這只是一篇寫同性戀者的故事，夏先生卻看出這篇小說的主旨其實是在寫年華老去的亙古哀愁。」因為白先生這樣一番情感真摯的話，我在一個飄雪的冬夜，特別找出晨鐘版的《臺北人》細讀，更深一層理解當初夏公運筆的用心。
關於《中國古典小說》這部書，白先生在這篇文章裡講了許多的掌故，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夏公用英文寫出的有關中國古典小說的論文譯成中文後，陸續刊登在白先生主持的《現代文學》上。白先生期望這些論文都能在這個雜誌上刊登，沒有成功。他也期望晨鐘出版社能夠印行這本重要的學術著作，也因為種種原因而未能付梓。對這件事情，白先生一直耿耿於懷。一九八八年這本書在大陸出版。新世紀初，白先生撰寫的長文〈經典之作─推介夏志清教授的《中國古典小說》〉刊佈，為夏公八十歲生日祝壽。我們手中的這本書是康乃爾出版的英文本。千禧年，夏公親自簽名，送給我和 Jeff。一般來說，Jeff 極不喜歡讀文學評論。夏公的書卻是例外，一方面，兩人每次見面都相談甚歡，兩人有著許多共同心儀的歐美作家與作品，見了面就有說不完的話。另外一方面也是夏公的論述將中國古典小說從天上請到了人間，讀起來，極有興味。外交圈聚會，我多次聽到 Jeff 向歐美同行們介紹夏公的學術著作，侃侃而談，如數家珍。
在夏公九十年代的這篇長文以及白先生二○一四年的這篇長文裡，都不止一次談到莊信正夫婦。莊教授也是夏濟安教授的學生，是一位極為嚴謹的學者，也是夏公的好朋友。他與夏公都具體地幫助過張愛玲，這是他們之間深厚友情的一個部份。莊先生尊師重道，他的一位老師居住在大華府地區，他有很長時間年年來看望，讓我們非常感動。二○一三年年底，夏公仙去，我從莊先生那裡得到證實。不幾天，他寄來了他的悼念文章。文章中記敘了他們夫婦在十二月二十八日陪同夏師母王洞女士前往療養院探望夏公的經過。那是夏公的最後一天。夏公衣著整齊，腦筋非常清楚，短暫的語聲裡，卻是掛記著《紅樓夢》。拜讀這篇情誼深長的文字，我在想，學術界老朋友當中，夏公看到的最後兩位，大概就是莊先生伉儷。而夏公最後的記掛，也只有在莊先生這篇文章中有了記載。
夏公是極有個性的，在他歡慶退休的這篇文章裡還說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討論會上高克毅、梅怡慈要宣讀論文給我聽，九點半開幕致辭的羅郁正兄也是我最親密的朋友，至少也該寫他一段。一九六六下半年恰好郁正兄嫂也在台北度假，我同二位年齡相仿，背景相同（他們讀上海聖約翰大學英文系，我讀滬江；出國後郁正先去哈佛，我留在耶魯），在台北時常見面，一下子轉為至交。回美後，我就同郁正兄嫂經常交換幽默信件，此類英文信件，十年、二十年後重讀仍帶給我極大的喜悅。十多年前我寫了篇散文，謂朋友間克毅、郁正二兄寫的英文信要比海明威的書信好得多多（那年海氏書信集剛出版，我看到的一些，文筆非常蹩腳）。台北編者們從不改動我的文字，校閱我那篇散文的某編者，看到我把自己的朋友同美國大文豪相比，簡直太荒唐，就自作主張把此句刪了。現在有機會把舊話再說一遍，希望「聯副」編者不要皺眉。英國怪才柏吉斯 Anthony Burgess 曾寫過篇短評，也認為海氏書信實在寫得很馬虎的（載 But Do Blondes Prefer Gentlemen? 紐約，一九八六）。
如此有趣的事情，夏公寫來一如他作學問，毫不含糊，連引用別人觀點也將出處交代得一清二楚。看到這篇文章，我相信高克毅與羅郁正兩位先生一定忍俊不禁哈哈大笑。我把報上的這一段講給 Jeff 聽，他也笑不可抑，直說，夏公朋友的英文信沒有機會拜讀不敢置評，不過海明威的部份書信並不十分的高明倒是真的！
我在賀節的回信中特別提到這一段讀後感，夏公自然大為高興。
我在回信中也有沒有提及的感慨，夏公真是胸懷坦蕩，在他的長文結束之時，難掩搬家的快樂，竟然將新居的地址原原本本披露於報端，連郵政編碼都沒有省略。當然，那是一九九一年，世貿雙子星大廈還挺立在曼哈頓南端，與恐怖主義的長期鏖戰還沒有發端。夏公在報端周告舊雨新知自家新居地址，並不擔心期待中的或意料不到的信件雪片般飛到，在文壇上，恐怕也沒有第二人有這樣的膽識與襟懷。我們與夏公見面時，也都不提這一段。夏公本人毫不在意，我們卻會考量到安全之類的一些因素。好在，吉人自有天相，夏公倒是一直的安全無恙，讓大家都非常的放心。
＊作者是一個四海為家的紐約人，在臺海兩岸度過漫長歲月。曾任教於美國國務院外交學院與約翰霍普金斯國際關係研究所。近三十餘年來以華文文學書寫為志業，出版長篇小說《多餘的人》、《亞果號的返航》、《團扇》；短篇小說集《長日將盡—我的北京故事》、《親戚》、《一個半小時》；散文集《雪落哈德遜河》、《文學的滋味》、《尋回失落的美感》、《風景》；書話《永遠的情人—46篇藏書札記》、《與書同在》；傳記《林布蘭特》等四十種。
本文選自作者最近出版的《尚未塵封的過往》（允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