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論》是一把開啟台灣民主的鑰匙：《我的黨外青春》選摘（3）

《臺灣政論》是國民黨政府一九四九年遷台後，第一本由台灣本土精英創辦與主導的政論性雜誌，更是以後一系列黨外政論的先鋒。由於《臺灣政論》結合戰後新一代精英從事反對運動，所以被視為黨外運動的起點。

《臺灣政論》由康寧祥立委（一九六九年當選台北市議員，一九七二年當選增額立委）於一九七五年請黃信介立委（一九六九年增補選之終身職立委）擔任發行人，他自任社長，由前《大學》雜誌主持編務的張俊宏任總編輯，姚嘉文律師擔任法律顧問。在當年五月向台北市政府新聞處提出登記申請，七月申請通過，八月《臺灣政論》正式創刊。後來又加入前礁溪鄉長張金策、政治犯黃華任副總編輯。

康寧祥在《台灣，打拼—康寧祥回憶錄》一書中談到：

《臺灣政論》的名稱起先不是這樣，我向台北市政府新聞處第一次申請的名稱是「台灣公論」，希望它將來成為台灣的公共論壇，主管官員聯想力很豐富，說「公論」的東洋味太重了，希望我換一個，我換成「台灣正論」，公正的正，還是不被接受，直到改成《台灣政論》才獲許可。

康寧祥在回憶錄中亦提到當時隱身幕後的作者群：

林鐘雄（台大經濟系教授）、蔡政文（台大政治系教授）、蘇慶黎（夏潮雜誌總編輯）、陳鼓應（台大哲學系教授）、王拓（作家）、黃順興（立委）、郭雨新（省議員）、葉榮鐘（林獻堂秘書）、王詩琅（台灣史前輩）、李慶榮（政治犯）、張化民（政治犯）及年輕一輩的作者。

《臺灣政論》創刊號出版不到三天，印刷兩版全部賣光光，加印至第五版一共五萬本。筆者手中保留的是第三版（即中南部到第三版才發行下來）。

國民黨政府的中華民國之國際地位，是依賴美國軍事與經濟援助才得以應付中共的壓力。但是到一九七○年代，尼克森政府上台後，宣佈將與中共改善外交關係，國府失去美國的保護傘，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大會表決阿爾巴尼亞排我案，結果是：七十六票贊成，三十五票反對，十七票棄權而獲得通過。中共正式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隨後更失去聯合國各附屬機構與其他國際組織的席位。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並和周恩來總理共同簽署〈上海公報〉，支持北京的「一個中國」政策，此舉使得國民黨政府失去了「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正當性。同時在蔣介石的「漢賊不兩立」的外交原則下，只要友邦國與中共建交者，立即與其斷交，蔣政權在一九七一—七五年斷交四十二國，而只建交東加一國。

黃信介在創刊詞〈我們想做的〉談到： （相關報導： 楊渡禁書五札》（5）：開放年代永遠的青春小本書 ｜ 更多文章 ）

石油危機給與島內經濟沉重的打擊，至今尚無復甦的跡象。蔣公過世，中南半島潰敗，菲律賓、泰國與中共建交，一連串的事件，迫使我們面臨一個新的艱難的局面。在這一個新的艱難的階段裡，我們只看到執政方面的想法與要走的方向，而民間方面始終沒有一個園地來反應他們的要求和希望，若能匯聚廣大民眾的意見使官方與民間的反應得以交流配合，這對維持社會的生存發展必定會有好處的。現在該是搭起民間輿論發言台最適切的時候了。

《臺灣政論》是一份立場超然的民間刊物，它雖無任何黨派色彩，但卻可以包容各種黨派的意見，只要有益於國計民生，只要能促進大眾的安和樂利，不同的意見都可以在這裡充分的提出來討論，我們誠心地闢出這一塊園地，希望我們這種開朗的胸襟能博得朝野各階層人士熱誠的參與和支持，共同為我們的處境，為我們的將來，用我們的心血來灌溉它。

《臺灣政論》更宣稱要繼承《自由中國》、《時與潮》、《文星》及《大學》等雜誌批評當道、爭取自由與民主的傳統，「在批判官僚制度的行徑上、在閉鎖的環境中所造成的諸種不合理的事項」，發揮「掃除髒亂」的功能。

《臺灣政論》每期封面都有一把象徵自由的火炬和一支代表廣播的麥克風，即是表示搭起「民間輿論發言台」，對外傳播「爭取自由與民主」的言論。第二至第四期封底印上「台灣—你愛我愛大家都愛政論—你論我論大家都論」標語；第五期封底則印上「民主‧自由‧人權永遠放出光芒！」充分展示出「民主」、「自由」與「台灣問題」是《臺灣政論》言論的重心和主要方向。

它的每期文章大致分文「專論」、「放眼看世界」、「政情評述」、「大眾心聲」、「人物介紹」、「草野閒話」、「讀者論壇」等欄目，關心的層面很廣泛。已故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教授，在〈美麗島事件與台灣民主運動的轉折〉一文中指出了《臺灣政論》的言論大致有六個面向：一、開始思索台灣未來；二、批判大中國意識；三、批判一黨獨大，主張政黨政治；四、主張新聞自由；五、選舉言論可以批判國策；六、主張解除戒嚴。

台大政治系呂亞力教授在〈台灣的反對黨：民進黨的發展〉一文中，對《臺灣政論》有過如下的評論：

《臺灣政論》文章的品質一般都相當高，故該刊的發行不僅給予反對黨影響新興中產階級有效的工具，而且使社會大眾相信其為一個值得信任的負責團體。此外，該刊把政治體系與政策作深刻的檢視，並按民主價值作批評，此使得執政當局承受相當的壓力。

國民黨深知媒體的力量，因而積極管制，將報紙數量控制在三十一家自己人手中，並且透過黨政力量的運作，以正式(法令)或非正式(勸說)的各種手段，來操控各種媒體，壟斷傳播資源。對於黨外雜誌，常透過要求登記、審查、扣押、沒收、勒令停刊、盯住印刷廠、巡查書報攤銷售據點等手段，設法掌控發行量，令其只能有限度的流通在反對人士與少數讀者之間，而使得異議刊物不致因發行量增加、讀者增多，擴張刊物的影響力，更可因此造成黨外人士在財務上的損失。

《臺灣政論》風起雲湧的影響力，加上結合本土人士集體參與政治的力量及舉動，瀕臨蔣經國所能容忍的極限，更是考驗國民黨的耐心。在十二月發行的「選舉特大號」，同時刊登姚嘉文〈憲法與國策不可以批評嗎〉、陳鼓應〈早日解除戒嚴〉、郭雨新〈被遺忘的社會—人道主義所不能容忍的軍眷問題〉及邱垂亮〈兩種心向—和傅聰、柳教授一夕談〉等極具挑戰性的文章。 （相關報導： 楊渡禁書五札》（5）：開放年代永遠的青春小本書 ｜ 更多文章 ）

一九七五年增額立委選戰結果時，當時以「黨外」名義參與而當選的有康寧祥（台北市）、黃順興（彰化縣）、許世賢（嘉義縣）等，黨外前輩郭雨新則由於國民黨縱容提名之候選人大肆買票，加上製造郭雨新大量廢票而落選。台北市政府新聞處則以發表在《台灣政論》的〈兩種心向—和傅聰、柳教授一夕談〉一文：內容宣傳台灣人要想當家做主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是在台灣本土人民武裝起義推翻國民黨的獨裁政權；第二是台灣人民團結起來奮鬥爭取早日和祖國和平統一等言論，涉嫌觸犯內亂罪及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情節嚴重，依據「出版法」予以《臺灣政論》停刊一年的行政處分。警備總部、國民黨文化工作委員會、國民黨社會工作委員會、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法務部調查局等七個單位，成立專案小組處理「台灣政論事件」，最後決定辦人。

一九七六年一月，《臺灣政論》駐北美地區總代表賴義雄等十五人發起簽名運動，要求台灣當局保障言論自由。留美學生同時在美國5個城市發動示威遊行，包圍駐美大使館及領事館，呼籲國民黨政府以言論自由的角度來處理此事，更寫信給蔣經國，希望撤銷停刊處分，尊重《臺灣政論》成員和作者的人權，不可藉故迫害或拘捕。

這項舉動令蔣經國為首的國府當局有所顧慮，因而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姚嘉文四人遂無事。1976年7月，國府以「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情節嚴重」為由逮捕黃華，軍事法庭處以有期徒刑十年。張金策的舊官司又被重新提出，張遂於1977年5月在國內外友人協助之下偷渡出境，流亡海外。

蘇慶黎在《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一書中，受訪指出：

《臺灣政論》雖然只有幾期，但對台灣歷史來講是一個滿大的分水嶺。雷震被逮捕後，台灣只能夠透過每隔幾年舉行一次的選舉，表達一點反對的氣息。到了《臺灣政論》，台灣的民主政治開始進入比較有計畫、有步驟、有策略而且比較有理論系統的反對運動；這種反對運動不只是一個純粹選舉的運動。台灣戰後成長的一代也開始正式介入；我們這一代的意識形態已經跟郭雨新那一代很不一樣，雖然我們的結合點也是對抗國民黨的絕對統治。從《臺灣政論》之後，不管有沒有選舉，這個反對運動都可以透過辦雜誌來持續。

許瑞浩在〈《臺灣政論》的初步分析—以「自由化」、「民主化」和「本土化」為中心〉一文中，指出其貢獻：

一、《臺灣政論》起於一九七○年代中期，對促進「自由化」、「民主化」與「本土化」的發展產生作用。

二、《臺灣政論》成為黨外雜誌的典範，為以後的政治反對運動定下基調。

三、在《臺灣政論》實際參與民主運動的過程中，對往後政治反對運動所採取的幾種主要運動方式，如參與選舉、議會問政、發行雜誌、群眾運動及街頭抗爭等，都已充分運用，或預示其運作可能性。也在某些方面顯示了反對運動與國民黨政府互動關係的原型。

四、對於政治反對勢力與反對運動而言，《臺灣政論》證明黨外雜誌除了宣傳、啟蒙的作用外，還兼具招募人才、訓練成員、籌措財源、組織動員等功能，並提供一個可資團結凝聚的組織核心，使反對運動能夠發揮集體的力量。

《臺灣政論》就像一把鎖匙，雖然小，卻可開啟一扇重要的門，通往充滿各種可能的廣大領域，而這個領域不只是政治的，更是知識的。艱困的台灣民主政治發展，已呈「大江東去，流擋不住」的趨勢了！ （相關報導： 楊渡禁書五札》（5）：開放年代永遠的青春小本書 ｜ 更多文章 ）

＊作者曾任書報社發行經理，出版社行銷企劃，雜誌社發行副理，書報公司總經理，出版社發行人，出版社社長，從事文化工作逾三十年。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我的黨外青春》（允晨文化）。本系列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