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俘虜境遇悲慘,哪一國都一樣:《活著回來的男人》選摘(3)

2015-09-26 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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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二戰日本兵島求生的影集《野火》劇照。

描寫二戰日本兵島求生的影集《野火》劇照。

一九四五年到四六年的冬天處於最惡劣狀況的,不限於謙二所處的收容所,幾乎所有拘留回憶錄都有相同的記錄。發生這樣的狀況其實有幾個理由。

首先,日本敗戰之後,蘇聯的經濟也處於相當窘迫的狀態。德蘇戰爭中蘇方的陣亡人數,從一千五百萬到兩千萬的說法都有。蘇聯人口於一九四〇年有一億九五九七萬人,一九四六年人口則為一億七三九〇人,大約減少了百分之十一。日本方面的陣亡者約有三一〇萬,約佔一九四〇年日本內地人口七三〇六萬人的百分之四。

加上蘇聯領土西側的工業地帶與穀倉地區,因為德軍佔領後採取焦土戰術進行破壞,雖說蘇聯最終戰勝,但經濟狀況也陷入窮迫的情況中。因為陣亡者過多,許多村莊的男子出征之後幾乎無人歸還。在一九四〇年集體農場的男女勞動力比率大約是一比一,但至一九四五年則轉為一比二七(白井前揭《檢證西伯利亞拘留》)。

需要將日軍俘虜當成勞動力帶走,或者出現這麼多同情謙二這種年輕人的俄國女性,都是因為有這樣的時代背景。謙二如此描述。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為了作業的緣故,曾經與幾個俘虜夥伴一同住宿在俄國的某戶民宅。一位應該是戰爭寡婦的女性帶著一個小孩,過著兩人生活。衣服只有身上穿舊了的那一套,令人驚訝地房內真的是家徒四壁,沒有任何家具。而且正值隆冬,泥土地面的房間竟沒有床舖,睡覺時他們只把外套披著躺下。好歹總算還有個壁爐,除此之外就是幾樣煮飯用的鍋子與餐具而已。他們過著最低限度的生活,從戰前到戰後,在日本還沒見過這種生活狀態」。

因為如此,原本應該供給給俘虜的物資,便遭俄國人盜賣。已經不足的食糧與燃料經過盜賣後,送到俘虜手中時數量更為稀少。

「送來戰俘營的燃料與食糧遭到盜賣,其實是大家都知道的情況。送往戰俘營的燃料與食糧,雖然文件上都記有運送多少噸,但途中貨車或卡車的司機,會為了自己家中所需等原因,卸下這些物資,剩下的才會送到我們手上」。

「我自己也在一九四七年春天,被派去幫助運送煤炭,還幫忙盜賣這些物資。俄國人司機利用我們,在自家與有協議的住家卸下煤炭。至於減少的數量,送往目的地工廠時只要減少不要過多,領取一方也不至於有意見。戰爭時期的日本似乎也是如此,因為統制經濟的緣故,難以取得物資,大家都在搞盜賣與偷取物資」。

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發出過命令,必須送達規定量的食糧給俘虜(維克多‧卡爾波夫《史達林的俘虜們》、北海道新聞社,二〇〇一年),但實際狀況則如上所述。

何況,蘇聯這個國家在對日戰爭時,也掠奪了大量物資。謙二曾於一九四六年三月起被派去貨物場,進行為期三個月的整理工作。

「掠奪物資堆積如山。關東軍軍需物資的電纜線、鋁條、電話機等等,由貨車整車運來,就這麼卸下來堆放著。當我找到裝在進貨用的箱子裡,而且多達數十箱的日式房屋拉門用把手時,只能感到一陣愕然。大概是能拿到什麼就拿走什麼吧」。

「我們也偷走了一些鋁條去製作湯匙。當時俘虜的幹部曾經交待,如果看到鋁條就拿些回來,送到鍛造房後,那邊的俘虜便鎔鑄做成盤子等餐具。不管是我們自己,或者是俄國人,大家都把竊盜視為理所當然」。

「在整理堆積如山的大量物資時,有人就說『就是靠這些才打贏德國的吧』。蘇聯士兵作法蠻橫,但充滿幹勁,上級下達的指令,不管如何先靠衝勁完成。如果是在日本軍隊,上級胡亂給了辦不到的命令,下級絕對不會有那種幹勁去完成」。

對照於民眾生活的窘迫狀況,謙二對蘇聯的強大軍事,也留下深刻印象。赤塔市街的東方駐紮著蘇聯的戰車部隊,停駐著體積龐大砲身修長的T34戰車。「被派出工作時有機會接近一看,內心覺得真是了不起。日本的戰車不僅小,而且只是用鉚釘把鐵板釘在車上當裝甲而已,根本完全無法戰勝對方」。

而且蘇聯的軍事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也受到盟國美國的支援。

「在奉天第一次看到蘇聯軍隊卡車時,對於他們使用這麼大的卡車感到非常驚訝。前輪二輪,後輪則兩兩成對共四組,全部共十個輪胎的卡車,輕輕鬆鬆便爬上山坡,相較之下日本卡車實在差太多了。在赤塔也經常看到類似的卡車,引擎蓋上印著USASTUDEBAKER字樣,才知道這是美國援助物資。『如果沒有美國援助,蘇聯應該會輸給德國吧』,俘虜間聊天時經常互相恨恨地這麼說」。

對於這種不平衡的狀態,蘇聯人似乎也充滿不滿,只是表面上沒說出口。「大約是一九四六年夏天吧,有個表情嚴峻的俄國人,在我們作業中靠過來攀談,說『史達林,不好(譯註:原文以片假名拼出俄文音)』。他與我們也沒多熟悉,會對我們說這些,大概是因為無法與俄國人討論這些事情吧。在史達林時代,說這種話如經告密,就會被送到集中營去」。

此外,蘇聯方面對於接收俘虜一事,並沒有做好充分準備。例如抵達戰俘營最初的工作就是整備該處,便是一例。而且不僅發生於謙二的戰俘營,在其他各種回憶錄中經常可以看到類似的描述。蘇聯在沒有做好接受俘虜的準備下,便強制帶走這些人,當作自國的勞動力。

俘虜們在戰俘營雖然有領到冬季衣物,但其實這些是蘇聯軍隊從日本軍擄獲的防寒衣物與防寒靴,在西伯利亞根本不夠保暖。

「日軍的冬季衣物,跟蘇軍相比,實在差太多了。例如防寒靴,為了止滑在靴底打上鉚釘,但寒氣卻會隨著鉚釘直傳腳底。蘇聯的防寒帽都有兩層,日軍的僅有一層。蘇聯人常說,在西伯利亞如果額頭受寒,就會要人命。日本竟然想靠著這種裝備與蘇聯軍隊作戰。日軍曾經出兵西伯利亞,理應學到一些經驗與教訓,真搞不懂軍部的人究竟在想什麼。而蘇聯方面似乎也不知道這種狀況,從隔年起,大家都想換用蘇聯的防寒物件」。

另外根據謙二的說明,最初的冬天,戶外作業時不斷出現人員凍傷。但從第二年起,根據哨兵所的溫度計,早上六點如果溫度低於零下三十五度,便中止戶外作業,蘇聯方面也開始反覆注意預防俘虜凍傷。「恐怕俄國人也沒想到,日本士兵如此無法抗寒,竟然造成了這麼多犧牲者」。

在這種準備不足與惡劣待遇之下,自然招致俘虜們不想勞動,而且效率低落的結果。根據蘇聯內務省預算收支統計,由俘虜勞動獲得的收入,不僅無法維持管理費用,一九四六年度還出現了三三〇〇萬盧布赤字,必須由聯邦支出預算來彌補(卡爾波夫前揭《史達林的俘虜們》)。

提出這個數字,並非想為蘇方辯護。畢竟當蘇聯決定利用俘虜進行強制勞動,就當負起責任,但蘇方卻未做好接受俘虜的準備,也沒有勞動計畫,在這種情形下移送六十萬俘虜,只能說是異常拙劣的管理方式。導致的結果,除了非人道的處境之外,這種愚行還給經濟帶來負面的影響。即便俄國人個人不帶惡意,但國家仍難辭其咎,必須負責。

部份的俄國歷史學家曾經提出「與遭德軍俘虜的俄軍受到之虐待相較,蘇聯對日本人俘虜的處置已經相當人道」,或者「關於俘虜待遇,因為蘇聯並未加盟一九二九年的日內瓦條約,所以無須遵守俘虜規定」等見解(愛蓮娜‧卡達所諾娃《關東軍士兵為何遭拘留西伯利亞》社會評論社,二〇〇四年)。根據蘇聯中央政府的指示,給予俘虜規定量的食糧,支付他們薪資,甚至有俘虜能到市集購物,這些情況確實可能存在。但這並無法成為否定日本俘虜境遇悲慘,被當作奴隸操用的論理根據。

不過同樣的,這樣的指摘也同樣適用於日本方面。雖說大日本帝國統治朝鮮時出現赤字,但這並不能當作是日本曾在朝鮮施予善行的根據。而日軍在亞洲各地掠奪當地居民的物資,加上輕視補給與管理拙劣,最終責任,仍應在把戰線擴大到與自己國力不相稱的日本政府上。即便第一線的士兵們不懷惡意,但國家仍責無旁貸。而與上述俄國方面歷史學家相似的發言,是否也存在當今的日本社會中?這點諸位不妨試著思考看看。

小熊英二與新作《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
小熊英二與新作《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

*作者為為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部教授,專攻歷史社會學、相關社會科學。其著作《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新曜社,1995)獲得三得利學術賞;《「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新曜社,2002)獲得每日出版文化賞、大佛次郎論壇賞。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聯經)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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