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公民覺醒還是制度脫軌？從罷免案亂象反思民主治理與制度修補的關鍵時刻
一、公民手中的「罷免權」，正在成為民主危機的信號？
2024年底，臺灣再度掀起一波地方罷免案浪潮。從新北、台中到高雄，多位地方議員面臨罷免提案，有的來自在地社運團體，有的則顯然受到政黨對立牽動，連帶激化了地方的對立與輿論分裂。這樣的「大罷免」現象，不禁讓人反思：公民手中的罷免制度，是否已經偏離了初衷，從民主參與工具轉變為政治報復的手段？
罷免作為民主制度中重要的「負向民主機制」，原本是為了制衡民代權力、確保政治問責。然而，當罷免的使用頻率、動員方式與正當性基礎逐漸模糊，卻可能削弱原本的公共價值，使「民主」變成政治操作的名義。
二、制度的缺口：臺灣罷免門檻過低、保護機制不全
根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73條與第81條，臺灣的罷免制度採三階段設計：提議、連署、投票。儘管歷經2016年的制度鬆綁，使罷免門檻降低，但實際操作過程中，卻出現了「只要少數人動員，就可挑戰一名民意代表」的情形。例如：
（一）2021年台中第二選區陳柏惟罷免案，罷免票數僅需超過25%的有效選民數，加上投票率僅52.7%，實際罷免他的選民只佔選區總人口不到三成；
（二）2024年新北市某議員僅因選後與政黨路線出現偏差，即面臨罷免動員，罷免連署來源多由匿名網路社群煽動，並非來自實質政績評估。
這樣的設計，讓罷免制度從原本「防弊工具」變成「戰略武器」，使民代更傾向討好選區少數聲量大的團體，而非長遠公共利益的守護者。
三、公共價值的扭曲：當政治責任轉向情緒動員
公共價值（Public Value）強調公共部門應服務社會整體福祉，體現民主、法治、正義與透明原則。若以Bozeman（2007）的公共價值理論來檢視，大規模罷免風潮已暴露出制度失靈與治理價值混亂的徵兆：
（一）政治責任被情緒取代：候選人是否「符合政治正確」成為是否被罷免的依據，而非施政表現或法律違失；
（二）政策討論失焦：原應為政治辯論的場域，轉向人身攻擊、標籤化與社群謠言；
（三）公務運作不穩定：頻繁的罷免威脅使民代難以承擔長期改革責任，政策難有延續性。
這樣的變化，已不再是「民意監督」的勝利，而是對公共價值體系的深層侵蝕。
四、公民參與的「量」與「質」之間的斷裂
在理論上，罷免制度屬於直接民主形式之一，是人民參政的具體體現。但若過於強調「參與量」而忽略「參與質」，反而會導致「民主過剩」的風險。美國政治學者Pateman（1970）指出，真正有意義的公民參與，需伴隨資訊透明、議題討論與責任釐清，而非動員式快閃操作。
以近年案例為例：
（一）某些罷免動員透過Telegram群組或特定YouTube頻道大量發送「轉發模板」，引導簽署卻未說明政策背景；
（二）民間倡議團體如「罷免聯盟」甚至仿製公部門樣式的公文，對民眾造成誤導；
（三）有民眾事後訪談表示「簽了連署，但不太清楚罷免理由，只是朋友叫我幫忙簽。」 （相關報導： 幕後》你以為立法院很忙？無案可排、立委回防大罷免 國會根本鬧空城 ｜ 更多文章 ）
這些案例突顯，罷免制度的執行，若缺乏良好的公民教育與資訊審議機制，就會讓「參與」流於形式甚至被利用，背離民主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