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刑事司法制度，是以行為人違反國家法律為核心，所以法庭活動著重於行為之評價，以法條構成要件為審理的重點，無關法律構成要件的內在感受及想法等，都不被重視，同樣的， 也未給予受害人足夠的程序參與權及發聲的機會。因為司法程序未照顧到行為人及被害人從傾聽、理解、接納及重視的心理需要，當事人較難接受判決結果，容易心存忿恨或不斷上訴或心存報復。而刑事程序之繁冗，影響當事人的生活層面日漸擴大，各種情緒高漲， 增加彼此的對立及仇恨。無論衝突最後審判結果如何，都已造成個人、家庭、社區生活的長期影響。
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在歐美紐澳等西方國家已發展超過四十年，有別於傳統以懲罰為基礎之應報式正義(Retributive Justice)，後者建立在痛苦與對立關係之上，藉由懲罰所帶來的恐懼，嚇阻犯錯，對社會秩序產生控制力。修復式正義則努力在恢復社會應有的和平與信任關係，為因犯錯行為而受到直接、間接影響的人，即行為人、受害人、他們的家屬、甚至社區的成員或代表，建立安全的對話平台，讓他們有機會說出各自的故事，協助彼此的相互理解與接納，自主解決糾紛，進而修復關係或個人生命歷程。所以修復式正義不僅把「人」與「行為」分開，不因行為而對人污名化或標籤化，更把活生生「人」的需要放在「行為」的評價之前，亦即修復式正義著重在對「人」的尊重以及關係的重建，更甚於「法理」之對錯與處罰，以「人本」為核心精神。修復式正義應用於司法體系，國內又稱為「修復式司法」。除司法案件外，已擴大運用到兒少虞犯，校園犯罪、霸淩與其他非犯罪之衝突調處，校園法治與公民教育，醫療爭議案例之調解等。
為什麼修復式司法模式可以運用於醫療案件？醫療是人際間極大的一種信任關係，病人把自己的身體、隱私、生命幾乎毫不保留的交到醫師手中，而醫師也毫無保留將其所知、所能用來治療病人，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假日、家庭生活。而且，由於系統太複雜，醫療行為充滿了各種不確定性，非常容易出現疏失或錯誤，或由於醫病間認知與期待的落差，而時有爭議。縱然偶有治療失敗或產生非預期傷害的悲劇，但沒有一位醫師會故意去傷害病人。
傳統應報式正義看重責任之歸屬，對錯的追究，只要有傷害，假設一定有某些人該負起責任，調處重點在於責任之賠償。然而醫療過程有太多的專業性及不確定性，若只強調責任，雙方便會執著於對錯的攻防，原本高度信任的醫病關係盪然無存，轉成敵對仇恨。而受傷害的病人或家屬，由於事件本身已承受許多傷痛，還要武裝自己進行司法攻防，與曾經十分信任的醫師對簿公堂，其內心之矛盾壓力可以預見。 （相關報導： 中國惠台措施搶醫生 施俊吉：台灣醫師若登陸，將被抵制、醫療糾紛多 ｜ 更多文章 ）
修復式司法提供一個安全可靠的對話平台，讓雙方能面對面談話，讓雙方都可以說出他們因這事件所遭受的心理、生理上的痛苦及創傷，相互理解與同理，著重在修補傷害而不一定以判定對錯、認錯或追究責任為前提，故醫方可以安全地對病方所經歷之傷害與痛苦表達「難過」、「遺憾」等，使病方得到撫慰；病方可以清楚表達自己的心聲並真誠地對醫方表示肯定與謝意，使醫病關係得以修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