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文學家高爾基（Maksim Gorky）曾有句名言: 「你的鐘聲只有在『齊鳴』之時才能被聽見，在單獨鳴響時，會被淹沒在那些老舊的鐘的一片聲響裡…。」從某個角度來說，它象徵了社會中創新進步的觀點，如果缺乏「集體」的力量，則只會被陳腐老調淹沒而無法開創新局。
照理說，「媒體」是立法、司法、行政以為的「第四權」，「大學」追求知識和理想，理應為參與社會的「第五權」，可是做為大學知識份子者，在過去的數年以及未來的十年之內，我們為什麼可能會失去了「言語」的力量？我們為什麼可能會被「噤聲」？
「大學為知識殿堂，探尋真理，沒有包袱，亦無所畏懼，被視為國家行政、立法、司法與媒體之外的第五權。因此，學生與教師以非暴力方式關心公共事務與國家發展，乃公共知識份子的表現，不容抹黑與漠視。」以上是南華大學謝青龍教授在〈從「大學開公司」再談大學的社會責任〉一文中所引，並與各大學教師共勉之結語，該文亦是高教工會《大學快報》轉寄之文。筆者要在此提出另一觀點共同呼籲，那就是厚植「第五權」的制衡力量必須是大學教師普遍都加入工會和教師會，並且透過更具地方上影響力去植基之。
根據2013年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的資料，行政院在 100 年 5 月開始，同意教師組織工會，各縣市教師職業工會或是教育產業工會於是在 100 年的 5月 1 日陸續成立。而在此之前，依據教師法所設置的各校教師會，也並存於學校場域之中。私立真理大學教師會在2013年創會時則曾指出，大學面對內憂外患，外患是「少子化」之故，大學新生將餘下過去的3/4到1/2。而內憂當然就是校園中如何去面對這些變局。
臺東大學教育系鄭燿男老師，在其發表的〈教師工會、學校教師會的角色與未來可能的發展〉一文中，則引文獻指出，基於 1995 年教師法的授權，各校可成立教師會，教師會成立之後與學校行政、家長會形成三足鼎立關係，彼此合作、制衡。學校教師會多半扮演學校行政的監督之角色，在行政事務推動上提供建言。
其實各中小學之教師會，多有其歷史，參與者較眾，在地方上和公共事務上才會有其影響力。中山大學政治所曾怡仁在研究高雄市的教師會運作之碩士論文中就指出，中小學教師加入教師會之原因依序為：團結性、目的性、和經濟性三個因素，而因此使之能參與民主政治過程之效能依序為：與行政單位談判、與立法部門進行遊說和舉辦聽證會。
然而，相較於中小學教師的參與教師會和工會者較眾且有其地方上之力量，大專院校教師發展教師會和參與工會的情況，則往往是要到校園中出現嚴重狀況時，才會導致較積極的教師參與，並且也缺乏如中小學的教師會一般，長期在地方上運作，因之以筆者之觀察，也較缺乏力量。高教工會中的亞太創意學院案就是顯例，工會亞太分部的運作，仍難以撼動亞太創意學院校方、教育部的顢頇和漠然。
筆者要在此呼籲的是，從105學年度到117學年度，是十二年的「高教懸崖」，亦即大學一年級新入學學生數從 30多萬人，先下降到25萬人，再下降到平均20萬人左右，最後到最低點16萬人左右。可以說是台灣高教在缺乏遠見和規劃下，過度擴張之後，又面臨少子化之「繁花落盡」的階段，這也正是為何近年來高教領域爭議和事件不斷，主要就是過度擴張之後的商業化和過度競爭。吾人幾乎可以推測，未來的十年高教環境之嚴峻和出現的問題更會是爾今之數倍。在此之際，所有大專教師都應積極參與教師會和工會，才有可能能為自己發聲，也才能在學校中和社會盡言責，成為「第五權」的制衡力量，否則就真的只是公私立大學商業化下「被噤聲者」。
根據美國勞工部2017年所發佈的統計，公部門的工會成員比例雖仍有34.4%，但私部門的工會成員比例，卻掉至2016年的6.4%，其工會運作的力量在企業部份是嚴重衰退的。聖路易華盛頓大學的社會學系教授Jake Rosenfeld對此，提出的解釋主要是，一方面，工會運作為企業帶來更高的成本，使企業容易傾向打壓工會。此外，循環之下，工會如果缺乏力量影響政策，無法形成足夠的政治多數去改變體制，那麼工會的力量也會持續衰退。亦即，勞工運動是必須要有更大的組織力量，才有可能去扭轉局面。
「讓吾人之『鐘聲』『齊鳴』！」這是大學知識份子在面對高教未來十年的險峻環境中，能夠成為「第五權」力量的基礎之一。因之，筆者在此重申，在這個「高教懸崖」的此刻，呼籲大學教師全體加入工會和教師會，厚植在校園中、在地方上和在公共事務參與上的力量。
＊作者為大學院校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