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後，不論在食物供給或是家庭照顧上，這批領導菁英的孩子們生活日漸改善。在政權的政治考量、領導集團的迴護和家族的滿心期待下，這些孩子更進一步地被納入一定的培養規畫當中。他們的父母非常明白境遇改變了，也都盡量爭取這些變化帶來的好處：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大夥開始生養更多的孩子。楊成武和他太太在原有的三個孩子外，又增加四個新生成員；劉少奇和陳雲也各自再生添了兩個，彭真則是三個。這些新任領導成員的家庭，突然間被幼兒圍繞。新生的這一代前景清晰，且備受眾人期待。
權貴集團的誕生
當時的所有軍政領導機關幾乎都安置在中南海，也是人們習慣上稱之為「紅牆」的一大片園區，位於紫禁城西側的一些遺址，後來被慢慢的恢復並擴建。大部分的重要中央領導（一九五七年時約有一百六十個領導人家庭）依照他們相應的職等，在中南海中配給到帶院落的房子或套間。其他不想集中居住的領導，就在鄰近地區找個寬敞的居所住下。原本由一些豪門家族或外國使節占有的豪華宅院，就保留給黨內最高層的幾位。在各省省會，省級領導也同樣集中居住並享有寬廣的住所。
一時之間，對重要領導人（當時有好幾百人）、領導人的家庭、妻子和子女的高規格待遇確定了下來。這使得這些人不只是政治上的領導階層而已，更造就他們為安置在北京和各省省會中心的權貴團體，由層疊的圍欄和常人沒有的特供凸顯出其身分；設立高牆、布置警衛、提供服務，他們享有服務員、托兒所、幼兒園、餐飲、後勤、機要、醫療保健等等。
最初這些人的待遇是按照中共領導人的習慣與需求打造的。其實，在戰時的部隊或是紅色根據地生活的領導，或多或少都曾經設置過類似的機構，提供他們一些物質上相當好的特殊待遇。不同的是，因為內戰造成領導集團成員與家人被迫分離和對家庭關係的層層顧忌，卻成為這些權貴集團的共同經歷，而讓彼此更形緊密。
在中國，家庭傳統是長久以來根深柢固的，對家族親人的向心力更成為人們在掙扎奮鬥的艱困時刻依憑的重要力量。同樣的，許多家族當時也懷抱著對那位當年被認定的孽子，未來可能會取得權力，爾後便能分得一杯羹的期待。然而，黨領導層卻想要維持對領導成員的控制。從一九四九年開始，部分領導可以照看自己的家族，但需置於某些同僚的監控之下，而所謂的某些同僚，就是居坐北京大位的掌權者。他們可以在自家接待一些親戚，特別是可以接待、照顧較多孩子，只是不要太張揚。江青就曾經至少幾次讓她母親和姊姊住在她那裡。但是這些所謂被接受的親屬，都被要求對新政權表態。鄧小平就曾經要求他的姊姊：「妳應該首先改造妳的思想！」潘漢年在上海擔任領導職務時，也曾因為其弟曾有過「歷史問題」而拒絕協助他。 （相關報導： 迎接習近平的是反中抗議和國會沈默：《中國的亞洲夢》選摘（2） ｜ 更多文章 ）
家族關照所衍生的其中一個方面，黨可以較輕鬆應對、掌握，那就是為讀書而接待留宿。實際上，許多家長都希望能將孩子們送到領導子女所在的學校就讀，而黨也沒特別反對這種事。因此許多在北京落戶的領導們家中有一些外地來讀書的孩子，有時候數量還不少。有位將領就曾經在自家照顧超過二十個孩子，而另一位領導，陳賡，曾收留過三十多個，其中一位還曾是他好友，越南領導人胡志明送過來請他短暫照顧的。很快的，在紅牆內的大院，成為領導人孩子和小驕客們流連往來的地方。權貴集團太子黨間的連結，就這樣在孩提和求學時期種下發展的根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