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葉知秋！當滿地都是落葉時，就分不清，到底秋天？冬天？還是早春已來臨。
很難看清，充滿爭議性的歷史人物，蔣介石的真實面目。在世時擁有的權力，把他被做作地極力裝扮塗抹。
兩岸時期，黨內外的反對者和競爭者，則會不留餘地批判和檢視他。被他權力踐踏和傷害的人，揮不去刻骨銘心的痛恨和哀怨。
層層是是非非的積澱，50年後看蔣介石，已面目模糊。但拂去塵埃，仍可梳理理出他一生，有條清晰的「軸線」，鑲嵌在他的人格、思想和堅守中。
蔣介石靠「沒有主義的主義」，個人意志中「文化教育、自由獨立」的堅守，達成「復興基地」國富民強。淺顯但一貫的「軸線」，牽引著台灣400年來命運的突變。
還有，批判和被批判者，胡適、蔣介石，都崇尚的「自由獨立」，究竟有何差異？2人有何不同？誰又影響台灣深遠？
「大撤退」意外「突變」台灣
這一天終於來了！1949年12月7日，中華民國代總統李宗仁，頒布《總統令》：
「政府遷設臺北，並在西昌設大本營，統率陸海空軍在大陸指揮作戰。」前面6個字，至為重要，後面的等於多於。
1949年，隨著國共內戰戰情一夕數變，中華民國政府機構，4月24日起全數遷至廣州辦公；10月13日又疏遷至重慶，10月15日正式辦公。11月29日，再西遷至成都。不到10天後，12月7日，台北成為中華民國最後的「首都」。
從1624「荷西統治」開始，近現代政治統治的400年歷史中，這場民國的「大撤退」，對台灣帶來質的「突變」。台灣的地理政治地位，首度得到翻轉。
這裡再也不是，資源被掠奪、極限提取輸出的殖民地；地方流寇軍事勢力的割據地；或是大清帝國、中華民國，廣闊國家的邊陲之地。因為祂成了民國政權實質管轄的唯一疆域，最後的「復興基地」。
從這一刻起，雖然百廢待興依然窮弱，但這塊土地，有了「國」與「家」合二為一的主體性，最高優先性。而不再是，次要和二等的附庸之地。
75年後，2024年4月，根據國際貨幣基金 IMF 發佈，全球第一季經濟數據，臺灣人均 GDP ，從去年的 32,440 美元增至 34,430 美元。第一次超過前殖民母國，比長期位在世界經濟前列日本，人均GDP33,140 美元，多出1,290美元。
主體性、被優先性，為台灣今天的發展和騰飛，提供了必要的客觀基礎。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同樣的條件，為什麼只有台灣可以，而它們不行？那就值得研究探討，人的主觀意志因素。
如果，民國政府來台後的早期領導者，是頒布政府遷台《總統令》的李宗仁，由代轉正。或是其他可能人選，而不是蔣氏父子。如今的結局還會一樣嗎？歷史沒有「如果」，但值得玩味。
寫「劇本」的蔣介石
1948年底，大陸國共內戰，國民黨政權兵敗如山倒。糾責之聲四起，黨內派系鬥爭緊張，蔣介石於1949年1月21日，自動下野「負責」，由李宗仁代理總統。
就像之前大小不一，上演過多次的權力妥協一樣，蔣的「負責退讓」，是為了再一次的掌權崛起。而實際上，從1926年7月9日，廣洲國民政府成立國民革命軍，由蔣介石擔任總司令，起兵廣東北伐開始，他就是國民黨最有軍事實權的頭號人物。
雖然黨權時有旁落，但靠「槍桿子」，蔣介石總是把國民黨操弄在股掌之間。代總統李宗仁，只是一個權力道具。李宣佈「政府遷設臺北」，不過是按照蔣介石，早已計劃好，內戰結局最壞情況下的「劇本」，演出而已。
蔣介石早在1948年秋，就有了國民政府撤台的方案，到了年底已經展開具體的行動。12月，蔣指派自己心腹愛將，正在台灣養病的陳誠，就地接任台灣省主席。
陳誠，1922年，河北保定軍官學校砲科畢業。參加廣東粵軍，擔任孫中山大元帥府警衛。1924年5月，陳隨孫出征與桂系軍閥作戰。身負重傷表現英勇，受到重視。
他成為新開辦黃埔軍校，教育副官、炮兵科教官。1926年元月，黃埔軍校成立炮兵營，蔣任命陳為第一連連長。陳誠跟隨蔣介石20多年，參加東征、北伐，戰功顯赫，又是蔣的浙江同鄉，深受信任。
1949年1月5日，陳誠就任台灣省主席，負責看管蔣的最後「逃生門」。1月11日，蔣介石去電陳誠，指示有關治台方針。重用台籍人士參加政府，培植台灣有為青年。收攬人心，安定地方。
同年年初，國軍海、空軍總部分別按照蔣的命令，陸續遷至台灣。僅國防部、陸軍總部，仍繼續留在大陸。
蔣介石1949年12月10日，從大陸撤退飛抵台北，隔年3月1日復職中華民國總統。陳誠1950-1965年，歷任民國在台灣蔣政府時期，行政院長、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國民黨副總裁等職。一直有著二號接班人的重要地位，
蔣擔任民國1948、1954，第1、2任總統。1960以戰時戡亂為由，打破憲法只得2任規定。使陳誠無法接班，2人才心生嫌隙開始疏離。
在指派陳誠接任台灣省主席同時，1948年12月19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決議，任命蔣經國為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這2項黨政配套，都交給最親信的人事安排，擺明台灣是第一，也是唯一民國退路之處。
在蔣介石的心裡，國家的「最後的退路」，從來都是「台灣優先」，根本沒有雲南，或海南島之類的第二選擇。從一系列政治和人事佈局，可以證明這一點。其它只是一時，且戰且走的軍事考量而已。
文化、經濟大轉移
除了為準備民國政府，在台灣延續政權的政治力量轉移外，也開始進行文化和經濟的轉移。1948年12月22日，國軍海軍登陸艦「中鼎號」裝載著712箱，精心挑選的「故宮國寶」文物駛向台灣。
1948年11月，蔣啟動最高機密行動，運送政府在大陸各地黃金到台灣。指派最親信的蔣經國、宋子文，時任「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組成策劃小組並負責執行。蔣經國負責軍隊保全，宋子文負責海關放行，俞鴻鈞負責府庫手續。
12月1日凌晨1時，海關航標船「海星號」，裝載從上海中國銀行外灘碼頭，搬上船的數百個沉重木箱，幾十萬兩黃金，駛向台灣。「海星號」由海軍兩棲登陸「美朋艦」隨行護航，12月3號抵達基隆港。這批黃金經鐵路運到台北火車站，再用憲兵卡車送往台灣銀行總部。4號上午十時前，全部安全存入地下金庫。
至1949年10月，從大陸搬運至台灣的黃金，近400萬兩。同時還從大陸各地轉移來台，銀元、美元等國庫資產。全部渡海的黃金、白銀和外幣，折合黃金總計約1,000萬兩。
這批黃金對於1949大舉撤台約60萬國軍，當作軍餉的相對意義不大，只能撐1、2年。不過用「運台黃金」，其中80萬兩當作準備金，於1949年6月15日，發行新台幣2億元。1951年1月5日，又用4.9公噸「運台黃金」做準備金，發行新臺幣2億。總算穩住戰時日本台灣總督府，和早期民國政府在台灣無準備金，濫發貨幣所導致惡性通貨膨脹。
國家與文化象征的「故宮國寶」，穩定發展經濟的黃金，陸續運往台灣。另一項國家重要資產，蔣介石也開始把民國的「人材」，轉移南下再到台灣。
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戰役打響。蔣介石急召中研院院長朱家驊，社會及語言所所長傅斯年等人，擬定了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搶救計劃。又派蔣經國，與朱家驊、傅斯年一起，負責具體的執行事項。
12月14日，蔣介石兩次打電報催請，北大校長胡適趕快南下。胡原本以正籌備北京大學50周年校慶為由，不肯動身。當天蔣派遣專機飛抵北平，要將胡適、清大校長梅貽琦、陳寅恪、陳垣、毛子水、錢思亮等人接到南京。
飛機抵達北平上空時，北平南苑機場已被共軍攻占。駐守北平的「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下令國軍奪回機場，才得以平安降落。12月15日，胡適、陳寅恪兩家人，以及多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登機離開北平。
12月17日，蔣介石親自致電傅作義，要求他將62位學界人士疏導南移。用盡所有的努力，爭取到最後一刻，平繁調派專機到北平接人。1949年1月23日，傅作義投降於中共。1月31日，共軍開入北平城。
搶救學界重要人士計劃，由於多數「被搶救者」並不配合，效果不彰。81位中研院院士，只有十幾位願意南下，其他多數都堅持留在北平。
除中央研究院院士，對學術有重大貢獻的非院士學界人士以外，蔣介石把各所大學校長、行政負責人、教育聞人，也列入搶救對象。蔣是有經驗的戰時教育「專家」，大陸「抗戰」時期，國家重要大學轉移後方在戰火續辦不停，成為戰爭奇觀。
但2個月後，1938年1月，日軍沿長江朝長沙緊逼，戰事吃緊，決議再搬遷至昆明。「臨大」組織師生分三路到達昆明，校名改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當時許多中國知名學者，如著名數學家熊慶、費孝通、嚴濟慈、彭桓武、王贛愚等，也撤退到昆明，到西南聯大和當地的雲南大學兩校授課。
8年中，西南聯大畢業學生超過2千多人。華人首次獲諾貝爾獎得主，就是皆為聯大畢業的李政道、楊振寧。2人共同提出「宇稱不守恆理論」，因而獲得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人材、大學教育、故宮文物、黃金、軍隊，在軍武出身的蔣介石心中都一樣重要。
自由與獨立
1949年1月19日，蔣介石宣佈第三次下野。隨即1月23日至4月25日，到浙江奉化溪口老家，住了3個月又2天。
4月24日凌晨，中共解放軍渡江攻入南京，佔領「總統府」。與蔣纏鬥20多年的死對頭，毛澤東為黨媒新華社，親筆撰寫新聞稿，聲稱「延續22年的國民黨反動政權就此覆滅」。
蔣經國的回憶錄記載，陪同父親從奉化老家搭乘「太康艦」抵滬，視察和指揮上海保衛戰。蔣經國寫到，4月27日，蔣介石對自己說：
「這幾年來，因為要想『國家自由』，『民族獨立』之希望過切，所以用心過急，使人民遭遇到很大的痛苦。」等於已委婉地承認，自己與毛澤東之間的勝負成敗。
追求「國家自由」和「民族獨立」，是蔣介石的終極理想和目標。「自由獨立」或曰「自主自立」，即是他的人格特質，也是政治思想理念，始終如一的「軸線」。
蔣介石政治、軍事生涯，從大陸到台灣時期，奉行和堅持的原則，就是「國家只有自主，不受它國左右，才能做正確道路選擇，實現強大。民族和人民，才能獨立自強，不受欺壓與世平等。
蔣的青年時期，極為捍衛個人的自主性和尊嚴。從1908年加入同盟會，到1924年出任黃埔軍校校長期間，他曾14幾次因「不合己意」、不愛尊重，說走就走脫離隊伍。要自己決定前途和命運，而非受他人擺佈。
廣州革命政府要成立黃埔軍校，蔣介石是籌委會的主任，心想學校正式成立，自己理應當上校長。但是孫中山屬意的，卻是革命政府軍總司令許崇智。
蔣介石得知消息，一氣之下乾脆走人，跑回浙江的奉化老家。孫中山等想了想，蔣確實是國民政府裡面最好軍事人才，只有他能辦好學校。就又派許崇智到奉化去勸蔣，回去當校長。若不是蔣的抗爭，永遠不會出現一個「蔣校長」，歷史可能改寫。
廣州國民政府和黃埔軍校，全靠當時蘇聯共產政府，提供的金援和武器才能壯大發展。但蔣介石從來不會對「老大哥」，唯唯諾諾，照單全收。
1925年蘇聯派季山嘉到中國，擔任國民革命軍軍事顧問。季山嘉公開鄙視中國軍官，認為中國軍官「不懂戰爭的藝術」，也時常與蔣介石的意見相左，導致合作關係急速惡化。
1926年春天，蔣介石要求蘇聯解除季山嘉的職務，希望前軍事顧問加倫將軍，返回中國接任。同時也反對，蘇聯和它的「聽話小老弟」，中國共產黨對國民政府的赤化行為。
當蔣聽到一些傳言，懷疑蘇聯顧問團和共黨分子密謀，可能把他綁架奪權，強送到海參崴。曾陷入了痛苦和掙扎，覺得對手背後有蘇聯強大勢力支持，自己鬥不過。眼看經黃埔軍校實現救國之路就此會斷送，在1926年2月19日的日記中，他曾為此絕望有過自殺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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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中山艦事件」爆發前一天，蔣一度決定退讓，他買好船票和秘書陳立夫，坐車前往碼頭，準備離開廣州去汕頭。陳立夫勸他不能這樣一走了之，蔣介石想了想，「為革命不能怕犧牲性命」，就掉頭回去，先下手為強。
第二天蔣採取行動，進行小型戒嚴，防止中共和蘇聯顧問季山嘉兵變。派手下歐陽格、陳肇英佔領中山艦，並逮捕他懷疑的「首謀」共黨分子李之龍。還包圍蘇聯顧問團在廣州的住所和辦公機關，扣留了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和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等一干中共黨員。直到發現是「誤會一場」，才行動解除。
雖然「中山艦事件」有許多其它版本，但從這次事件可看出，蔣介石敢冒犯當時國民政府最大的靠山和金主蘇聯，與蘇聯在中國的軍事顧問和代理人中國共產黨，直接拔槍對幹。為了「自由」和「獨立」，蔣有異乎尋常的衝動和勇氣。
「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向蘇聯顧問團總顧問鮑羅廷，提出自己不滿的顧問團成員名單，請其撤走。季山嘉和上百名顧問團成員，因此被撤回蘇聯。
如果說黃埔軍校時期，與蘇聯顧問團的對立和衝突，是由於維護個人權力因素，那麼之後發生的事情，證明為了國家人民的「自由獨立」，蔣可以不計代價，與強國不妥協地對抗。他能夠忍耐，但絕不犧牲底線。
清晰的「軸線」
一個政治人物的人格特質、思維理念，從獨立的事件和情節中，很難做出準確判斷。同一事件，表面的事實一樣，但會有多種解讀，或對幕後陰謀論的諸多揣測。
不過把蔣介石不同時期，所經歷發生的重大事件，由「點」連成「一線」時，就會發現，由其人格、信仰、思想，所構成的「軸線」，決定著他的命運、行為和結局。
蔣介石的「軸線」是什麼呢？在「北伐」、「清共」、「抗戰」中，更加清晰地顯露出來。
1926年初，廣州革命政府內國共2黨，和蘇聯在華的軍事顧問團，一致認為時機到了，支持北伐統一中國。但是遠在莫斯科的蘇聯「老大哥」斯大林，卻堅決反對。4到5月間，莫斯科多次發來電報指示，「廣州不應提出佔領新地區的目標」，「譴責在目前狀況下北伐或準備北伐」。
因為，蘇聯的大國思維，與當時僅是小小中國地方割據政府的，廣州國民政府的理想和願望完全不同。「老大哥」首先考慮蘇聯的利益，考慮的是世界局勢，和正在推行「喘息政策」。
1925年12月，英、法、德、意、比等國簽訂了《洛迦諾公約》，形成反蘇集團。與此同時，在東方出現了英日結盟，聯合反蘇的趨勢。「喘息政策」意圖打破東西方反蘇同盟，在東方緩和對日關係，離間英日；在西方拉攏法國，孤立英國。
原本支持北伐的中共，在蘇聯的影響下轉變為公開反對北伐。蘇聯在中國顧問團，也奉命極力勸阻，希望蔣放棄北伐。但是蔣介石堅持實現「總理遺願」，革命到底、統一中國。
1926年7月9日，蔣介石就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廣州誓師北伐。宣示北伐之目的，是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尋求中國之統一和獨立自主。
蔣介石又一次，冒犯抗命於「老大哥」，並產生「尾巴搖狗」現象， 蘇聯顧問團最後，也不得不加入協助蔣北伐的行列。而短短不到2年，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攻克北京。國民政府完成形式上的中國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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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要的「北伐」，蘇聯反對不支持，卻硬塞給他們不要的東西。1923年1月，孫中山與蘇聯代表越飛在上海會談後，發表聯合宣言《孫越宣言》，言明「共產制度不適用中國，蘇聯拋棄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與特權……」，中國國民黨開始「聯俄容共」。
蘇聯在自身利益考量下，反對「北伐革命」同時，卻下令指示中共在中國的城市和鄉村發動暴力革命。工人武裝起義攻入各地租界，暴力排外打倒帝國主義。農民武裝暴動，搶奪地主土地和財產。
完全違背當初蘇聯在《孫越宣言》，不在中國推行共產制度的承諾。對此，蔣介石則下令國民革命軍予以鐵腕壓制，恢復各地秩序。
蔣介石曾為積極左派，一度熱衷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奉為是救國之道。1923年秋，他去過蘇聯考察。發現當地的工人，並沒有像「主義」所講的，「過上天堂般的生活」。在莫斯科看到，弱小民族仍受到歧視和不公平待遇，根本不是「主義」所宣稱，「全世界各民族都一律平等」。
那時，蔣介石已對共產主義產生反感。而現在自己種種遭遇，和親眼看到蘇聯在中國推動的共產「赤化」革命，他決定與「老大哥」徹底分道揚鑣。
1927年發生「國共第一次分裂」，蔣介石下令「清黨」，鎮壓中共領導的工人、農民武裝運動等諸多事件。中共聯合國民黨左派，與蔣和國民黨右派之間的權力鬥爭只是表現。真正原因是一場，蔣介石與「老大哥」之間，國家「自由獨立」VS紅色帝國強權，抗爭與角力；國民政府與蘇聯，國家方向政治路線選擇的，公開攤牌與鬥爭。
蔣常在日記中，自責反省自己的衝動和「孟浪」。當他和「老大哥」徹底攤牌時，他可能忘了，或無法在意唯一的親生愛子，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的蔣經國處境。
蔣經國很快從萬里之外，對父親的「孟浪」行徑，提出嚴厲的譴責和抗議。蘇共通訊社塔斯社4月中，刊登一份蔣經國的「嚴正聲明」。譴責父親背叛革命，「作為一個革命分子，他已經死了」。兒子還說，蔣介石曾是自己過去的父親和革命的朋友，但他已走到反革命陣營。所以，「現在他是我的敵人」。
1925年11月，在父親的鼓勵支持下，蔣經國前往蘇聯留學。1927年4月，蔣經國已從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卻不被許可返回中國。他在蘇聯當作「人質」，整整留置了10年。
發出對父親「嚴正聲明」後的一年裡，蔣經國每隔1、2天就會寫信給蔣介石。這些信從未寄出過，他自己讀過就會銷毀。自己對父親大逆不道和不敬，可能讓他陷入長期的憂鬱自責。
更艱難的選擇
後來的抗戰時期，蔣介石面臨更艱難，在大國夾縫中「自由獨立」的鬥爭。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7月17日，於廬山發表著名「最後關頭」，全面抗戰宣言，有長達6年時間，蔣都在日夜煎熬、忍耐和恥辱中，在蘇日兩大國之間，尋求中華民國自主，「自由獨立」的生路。
九一八爆發那年，中日國力懸殊。年GDP總量，中華民國13.6億美元 ，日本60億美元，相差4.4倍。鋼產量日本一年580万吨，而中華民国呢？只有4 万吨，不到日本的1%。打仗打的是軍火武器，就是鋼鐵。一比就知道，2國軍事力量天地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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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蔣介石背負全中國、共產黨、愛國知識分子「不抵抗、不抗日」的「賣國」罵名，遭受同志的攻訐詆毀，全力避免輕啟戰爭。同時承受著日本軍國的威逼恫嚇，也絕對不和不降。堅拒苟且和談，不去承認日本佔領東北，扶持偽滿洲國合法性。
他口風緊閉，秘密加緊備戰。請來德國軍事顧問訓練國軍；積極發展經濟，累積國力，全力提升自製武器產能；乘「剿匪」之機，讓國軍勢力進入四川，尋得開戰大後方基地。
這邊，蔣介石以時間換取空間，以拖待變累積實力。那邊，中共高喊「愛國言論」，逼蔣抗日。幕後的蘇聯希望中日早日開戰，讓日本陷入中國戰場，而減少對北方蘇聯的軍事威脅。
1935年8月1日，中共駐蘇聯共產國際的代表團，草擬了《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同年10月1日，正式發表《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把中國包括地主階級、資產階級，以及一切軍隊在內，所有階級、階層和社會群體，聯合組成新的「抗日救國統一戰線」。
總算拖到1936年12月「西安事變」，蔣介石公開答應「抗日」，隔年7月爆發全面抗日戰爭。1937年3月，蘇聯同意蔣經國的返國請求。他向史達林辭行，後者以手槍相贈。蔣氏父子都親自領教過，大國「老大哥」的威嚴暴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