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治宜專文：蔣汪合作─汪精衛從少數派領袖到千夫所指

九一八事件將成為中日全面戰爭的序曲，也是中國自一六四四年以來面臨最深刻的的危機。國民黨紛爭不休的派系終於找到理由懸擱分歧、拋開意氣，共同戮力民族危機。對蔣而言，這也是最實用主義的決定，因為統一的國民政府更加有利於爭取國際調停。九月二十日，南京致電廣州，邀請共紓國難。廣州立刻同意。汪精衛前往上海，與胡漢民及蔣介石的代表見面。蔣派接受了汪所提出的將國民政府主席改為虛職、廢除總司令職等要求。這些提議再次體現了汪精衛民主集權制的理念，即尋求在先鋒革命政黨領導下，以黨治軍、發展民權。

經過多輪談判，十二月二十二日，統一的四大終於在南京召開。蔣、汪、胡均被選舉入中央執行委員會。但是孫科組建的新內閣未能獲得廣泛支持，而胡漢民也拒絕再次與蔣合作。次年一月，蔣、汪、孫在杭州會晤，討論組成聯合政府的條件。調和結果，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院長，蔣介石軍事委員會主席，孫科立法院院長。此前，蔣介石集中了黨政軍大權。現在，至少在名義上行政、立法、軍事權力分開了。但事實上，由於軍事戰役的優先性，大量財政、行政、外交決定最終都是蔣介石做出的。國民政府主席由西山派元老林森出任。

這是國民黨多年來第一次實現統一。蔣汪聯合政府裡，汪精衛扮演的角色可以說是「少數派領袖」。他組建的內閣是年輕而具有高度專業性的。改組派成員主要由歐美留學生組成，集中在實業、鐵路、內政及（後來）外交等部。鑑於汪精衛在知識分子之間的廣泛號召力，他的重新上臺大大幫助南京政府改善與知識界的關係。新的聯合政府面對艱巨的挑戰：疲軟的全國經濟、巨大的地區落差、軍閥及中共武裝的割據，以及最重要的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張野心。但儘管如此，在接下來的數年間，它依然取得了多方面的建設成就，如關稅自治、貨幣改革、道路建設以及逐步削弱地方武裝等。然而這些成就都因為日本的威脅而危如累卵，時刻可能毀於一旦。

大陸官方史學傾向於將日本侵華展示為蓄謀已久、不可避免的全面戰爭。南京政府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間執行的綏靖政策因此被批判為「賣國」行徑。對蔣汪政府對日政策的重新評估因此不可避免地需要簡單回溯一下日本內部導向戰爭的複雜因素。 （相關報導： 調查》國防部只能「軟到跪下去」？顧立雄臉垮　中國製設備潛伏軍中有巧門 ｜ 更多文章 ）

沒有一個悲劇人物是徹底的英雄或惡魔。就此意義而言，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的確是一場悲劇。其最初對種族平等的訴求雖有理想主義成分，但卻因為軍國主義對個人及民族「光榮」的渴望而被腐化。透過學習西方而迅速上升的這個島國，也同時深中帝國主義夢想之流毒。先後戰勝中國（一八九五）和沙俄（一九○五）兩大強鄰、吞併臺灣（一八九五）和朝鮮（一九一○）、蠶食膠東半島的前德國殖民地，它透過挑撥中國內部勢力的紛爭而把觸角靈敏地深入內陸。不暇內顧的中國中央政府在滿洲、蒙古留下的權力真空給它更多增長影響力的機會，儘管這也給它帶來與蘇聯發生衝突的危險。它對中國內陸的滲透，使它也逐漸觸犯到西方列強利益。傑出的政治領袖也許會試圖控制年輕帝國的野心，但是日本缺乏的恰是這樣的人物。在日本民眾看來，政府已經被財閥操縱，因此尤其在一九二七年的昭和金融恐慌之後，日益貧困的農工階層對政府產生深深的不滿。同時，媒體描述的圖景是西方列強敵視日本的上昇，不願意讓它獲得同等的公平競爭機會。海外擴張被視為唯一解決日益深刻的本土危機之途，因為只有增加的領土能給多餘人口以空間和機會，也給其飢餓貪婪的工業提供資源和市場。來自貧困階層的軍隊自視為底層民眾的代表，與貴族文人政府不斷發生碰撞；透過威嚇與操縱，其勢力不斷增長。陸軍本身由各區域遠征軍所組成，各自渴求屬於自己的戰場榮光。所有這些因素合力，造成一種危局：一部無首而高效的戰爭機器被投放在一片空虛疲憊的大陸上，躍躍欲試自己年輕可怖的威力。

九一八事變是關東軍冒動的結果。事件發生後，日本內閣提出的限制敵對行動的要求遭到軍隊漠視。犬養毅首相是孫中山的舊友。他試圖和平解決危機，拒絕承認滿洲國，並且與南京政府祕密達成了協議，承認中國對東北的主權，但允許滿洲高度自治。就在協議達成之際，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犬養毅被軍國主義分子暗殺。公眾的同情顯然在「愛國刺客」那邊：法官們收到超過十一萬封信件，常常用血簽名或寫就，要求寬大處置。九位年輕人自願代替暗殺者就死，而且為了證明他們的真誠，把自己的小指頭割下來泡在酒精裡寄給了法庭。最終，所有受到處置的四十名暗殺團成員都在數年之內被釋放。九一八事變是典型的「下剋上」現象，這是二十世紀初日本政治的頑疾。自從明治維新以來，愛國義務常常被定義為每位國民對天皇的直接效忠。愛國情懷的神聖性，以及日本文化中固有的對勇氣和純潔的推崇，使得公眾廣泛同情並支持不服從的罪行，只要是這種不服從是在最高意義上效忠天皇或「國體」，而二者是二元一體的。文人政客面臨的選擇是或者屈從公眾壓力，或者粉身碎骨。汪精衛未來的「和平運動」也面對同樣的兩難：汪精衛試圖訴諸日本政客的理性自我利益，讓他們看到和平不僅是為了中國、也是為了日本的自我保全，但面對狂熱好戰的軍隊和公眾，他們是無力完成承諾抑或履行決心的。

九一八事變的消息極大地激發了中國公眾的愛國熱情。自覺抵制日貨的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開展起來。受到蔣介石軍事打壓的中國共產黨有效地利用了公眾情緒，展開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宣傳戰。但汪精衛提出的口號「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成了政府的主導對日政策。為了保持談判窗口，中日並沒有斷交。綏靖主張嚴重削弱了南京政府在民眾間的號召力和可信度。如果說汪精衛最大的政治資源是他的道德信用，那麼在此後的數年內，他的信用額度將被一系列的事件、談判和退讓而消耗殆盡。

上海事變─汪精衛去國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亦即新南京政府正式成立的那天，日本發動了第一次上海事變。這回開釁的是海軍，他們嫉妒關東軍在滿洲的輝煌功勛，急於建立自己的榮光。蔣介石認為中國還沒有能力與日本全面開戰。儘管十九路軍抵抗英勇、蔣介石後來也逐漸增援，日本空中和火力的優勢最終讓守軍被迫撤退。面對輿論不惜一切代價抵抗到底的壓力，汪精衛要求不任其事者停止唱「高調」，因為在他看來，沒有火力的抵抗不過是第二次義和拳。英國駐華代表藍普森（Miles Lampson）爵士為首的調停開始。五月五日，《淞滬停戰協定》簽署。南京政府同意上海及周邊地區非軍事化，但卻允許日本保留若干駐軍。代表中國政府在協定上簽字的汪精衛，頓時成了千夫所指。報紙指控他賣國，監察院則動議彈劾，指責汪精衛未經立法程序擅自簽署協定。中央監察委員會最終否決此案，因為停火協議乃是中央政治會議的集體決定。即便如此，上海民眾團體還是電請彈劾，嚴厲指責汪精衛「飾非文過」、「覆雨翻雲」、「誓死媚日」、「誠屬黨國不祥之尤」。

汪精衛政壇沉浮多年，一次次敗退、一次次回歸，所賴惟有聲譽。如今他第一次成了舉國發洩憤怒和沮喪的對象。儘管他深信必須有人扮演這個角色，但他還是想要自證清白。八月六日，他給張學良連發五封電報，「邀請」他共同下野。導火索是張學良向中央政府索要更多武器和經費，但卻拖延時日，遲遲不肯參與熱河抗戰。汪精衛戲劇化的姿態也許是種手段，提醒民眾到底誰應該為抗日不力負責。這也以另一種方式表明，做出愛國的表態是容易的，汪精衛也很擅長，但光靠高調是不能抗戰成功的。汪精衛致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電報說：「兆銘於一月二十八日，忝被選任為行政院長，原期竭盡心力、以救國難，乃荏苒數月，事與願違。」灰心失望的他推薦副院長宋子文繼任。

蔣介石深知汪精衛對國府穩定不可或缺，是以試圖調解衝突，要求張學良暫時下臺。汪精衛最終接受了條件，沒有下野。或以為這是因為蔣介石不願意讓「自己人」宋子文來接這顆燙手山芋。也有人懷疑這是一場雙簧，或者至少蔣汪之間有某種默契。汪精衛抗議的結果，是蔣介石藉機增強了自己對關東軍的控制。儘管如此，九月下旬，汪精衛還是因為糖尿病、肝硬化和膽結石病赴歐療養。 （相關報導： 調查》國防部只能「軟到跪下去」？顧立雄臉垮　中國製設備潛伏軍中有巧門 ｜ 更多文章 ）

＊作者楊治宜，法蘭克福大學漢學系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詩歌．歷史．記憶》（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