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經典文學裡，常有「尋找聖杯」的傳奇故事。而民國撤遷台灣後也有一個，型塑和奠定晚近40多年民國國運的『聖筊』行動！」？
這是一個，從40多年前開始發生，並一直延續到至今，「抗共保民」&「抗中保台」的虛構故事？或真實史實？」
——感謝宣明智先生！對本文的靈感啟發，並提供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程相關資訊。
1971年10月25日，紐約，第26屆聯合國大會會議表決通過，阿爾巴尼亞和阿爾及利亞的A/L.630提案，關於「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問題」決議，也就是聯合國2758決議文。自此，中華民國不得不退出聯合國。
對萬里之外，中華民國撤退台灣後的最高統治者蔣氏父子，蔣介石和蔣經國，並沒有晴天霹靂的震撼，他們對這一天來臨早有預感。
從二戰太平洋戰爭，到韓戰、越戰，中華民國都是世界自由同盟陣線，堅定的夥伴。但到了1970年代初，「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原本堅定友邦們，不是已經離去，就是準備離去。
蔣經國保台：實力爲後盾，自立自強
對於難以撼動，大國主導的世界新格局，和無法改變的殘酷國際政治現實，二蔣心中只有無奈和淒涼。而當時擔任行政院副院長，第二年（1972）6月轉正為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冷靜而堅定地認為，「外交必以實力爲後盾，依賴強國必受制於人。國家首重自立自強，自助人助，求來的雨不會太大」。
1948年8月，曾被蔣介石派往上海，穩定當地金融秩序，有過「打虎失敗經驗」的蔣經國，面對國際政治帶來外部的劇烈衝擊，深知民心和國家安定，就是要讓人民有信心和「希望」。只有經濟繁榮、快速發展，百姓有錢富足，「利至」才能帶來社會的安樂穩定。人民對未來有所期待，才能抵消當下恐懼。
蔣經國和他能幹的技術官僚們，孫運璿、李國鼎等，展開沒日沒夜地投入，自立自強、自助人助，全力建設和振興台灣經濟，長遠影響跨越世紀的「超級行動」。
1974年，蔣經國經當時行政院秘書長費驊，邀請在美國R CA擔任研究部主任的潘文淵，來台考察並提供建議，台灣產業在石油危機爆發後，如何突破和轉型突破。
而蔣經國和他務實的官僚團隊，立即接受潘文淵的建議，擬定出台灣產業升級及新發展方向。以技術密集產業，更替勞力密集加工出口產業。
潘文淵並具體提出引進積體電路技術，在發展台灣半導體製造產業計劃，獲得孫運璿等經濟官員的高度認可，也得到蔣經國的大力支持。在當時拮据的政府財政中，籌措上千萬美元進行半導體技術移轉。
1974年9月1日，工研院成立電子工業發展中心，由毛遂自薦，交大電子工程學系系主任胡定華出任副主任，並實際負責計畫執行。
孫運璿接受潘文淵建議，發起成立以海外華人為主要成員的電子技術顧問委員會（Technical Advisory Committee，TAC）。並由潘文淵擔任召集人，提供台灣發展電子工業的技術諮詢。自此，台灣拉開半導體、資訊科技等，高科技電子產業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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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以舉國之力，官、產、學3界所有可調度的資源，投入到當時的「高科技新經濟」建設中。越是外部國際局勢對台灣不利，越是加快腳步和力度，發展經濟「硬實力」，來「強台保台」，確保台灣的生存安全。
正好是1979「台美斷交」的第二年，1980年，台灣第一個科學園區，在新竹成立。台灣第一家半導體公司，聯華電子公司—聯電，同時在園區內創辦。
聯電是台灣半導體產業，產官學合作的示範和樣本。官方出資引進半導體生產專利技術；公股交通銀行、民間企業華新麗華、聲寶等入股出資；學界則有工研院電子所派出，大多來自交大的優秀技術研發人員，負責籌備建廠和生產營運。
可以說新竹、交大人，奠定了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基礎，並創造出特有產業文化。使台灣半導體產業40多年來，在全世界引領風騷，更是高階晶片代工霸主。
負責聯電創辦設廠，早期營運管理的「聯電鐵三角」，曹興誠、宣明智、劉英達均畢業於交大電子工程系。他們借重新竹當地的風土民情與人文精神，因地制宜不斷摸索創新，發展出一套套生產流程模式、經營管理和利益分享制度，奠定了許多產業文化先例。「聯電模式」確保產品的高良率，鼓勵由下而上發現問題，技術創新和工藝改良。
為什麼後來成立的台積電，會走專業代工路線？就是因為1985年，張忠謀回台後，發現台灣在IC設計和技術開發，兩個領域都不甚在行。但有製造面優勢，產品良率高、相當突出。從作業員、領班、研發人員，到工程師，都有相當高的水準。而這些都是「聯電模式」，所創造奠定的基礎。
蔣介石強國：戰火中不忘教育
兩蔣軍事統治時期，白色暴力殘害自由、人權，和無辜善良生命，紀錄斑斑可考。但在以小國之力，抵禦外部強大衝擊，護台保台方面，蔣經國是「護國神山」的直接推動者，蔣介石則是間接但關鍵的「協力者」。
蔣介石「尊知識，重教育」，科技教育興邦的人格特質，無論在大陸或台灣時期，都培養出對台灣經濟，和半導體產業發展，不可或缺的棟樑之材。
蔣介石雖是軍事出身，但他敬畏知識和科學，把知識人和故宮國寶，等值相待。在大陸時期中日之戰，把知識人才和故宮國寶，一起轉移到重慶和大陸西南，戰時仍續辦大學教育。國共內戰敗北，再一同撤退台灣。
台灣半導體產業之父，整個產業發展的計劃擬定人潘文淵，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1937年大陸已處於中日戰爭，蔣介石主政的民國政府，仍提供公費，使潘文淵能赴美國史丹福大學留學，並獲得博士學位。
原籍浙江的張忠謀，跟隨父親躲避日本侵略戰禍，1943年，張和家人前往重慶，進入重慶南開中學就讀。這間學校原在天津，在蔣介石「戰時不能停教育」的大方針，1938年轉移到後方重慶復課。
民國政府撤遷來台後，在1950年代經濟十分艱困時期，運用撤退來的大陸師資，在新竹復辦台灣欠缺的理工科大學，交大、清大。把台灣發展半導體，由計劃推動落實為產業生產的靈魂人物，1948年5歲跟隨空軍父親來台的胡定華，就是取得交大電子工程研究所碩士後，再到美國留學取得電機工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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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半導體科研和教育之父，張俊彥因父親在白色恐怖時期，被捕入罪遭到殺害，被牽連無法出國留學。也是交大電子研究所取得碩士，工學博士學位。張俊彥後來，在交大成立台灣第一個半導體研發實驗室，研發成就享譽世界。
曹興誠、宣明智、劉英達「聯電鐵三角」，3人都是自是交大電子工程系。以上這些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關鍵人物，都與蔣介石戰時和大撤退，不忘教育優先有或多或少的關係。
蔣經國的『聖筊』行動，奠定了民國40多年國運與和平
不僅決策推動半導體產業，在台灣落地生根，蔣經國還打造讓這個產業可以茁壯發展的宏觀環境。確立產業產業升級，發展半導體產業的同時，1974年至1979年間，推動改善臺灣的交通、能源基礎設施「10大建設」，包括台灣第一座核能電廠。
第一核能發電廠，裝置容量各為63.6萬瓩的兩部機組，於1977年與1978年完工發電並網。接著，第二核能發電廠、第三核能發電廠，後續列入十二大建設計畫，分別於1981年與1984年完工。
蔣經國10年間興建3座核電廠。為高耗電半導體產業，提供了40多年不電力無缺的保障。而他之後的「核四」，1999年3月動工，2014年宣佈封存待轉。從動工至今，已25年。未來何去何從，仍不得而知。
在國際政治外在環境的劣勢中，蔣經國善用蔣介石時期，培養養出的科技人才庫，抓住世界產業趨勢，全力升級產業，發展半導體高科技產業，以經濟發展厚植國力。對內，人民有錢人心安定，團結抵禦外部風波。對外，國家雖小但有財力，既能在美國運作民間友台情誼，靠務實金錢外交，維持一定數量邦交國關係。
6月初華盛頓智庫「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一場研討會，美國副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指出，全球依賴台灣半導體產業供應鏈如果中斷，可能導致全球大蕭條。
蔣經國的政治智慧，和機遇選擇，以自立自強的「實力法則」，捍衛中華民國生存空間，趨吉避兇確保國家人民和平安危。並驅策外交關係，讓台灣從當年無足輕重，被孤立遺棄邊緣之地，成為與國際社會現實利益緊密捆綁，不可或缺的角色。如今被國際社會，不得不關注需要的角色。
1980年，台灣第一家半導體公司，落腳在新竹的台灣第一個科技園區裡面，並由交大科技領軍開山闢土。
「新竹」、「交大」，各取一字「竹」、「交」合體。上「竹」下「交」，正好是到宮廟求問神明，希望能得到「聖筊」的「筊」。若此，一定會有好運。把民間信仰和現實事務的軌跡比對，竟然如此巧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