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在今年5月31日宣布成為首個「無菸國家」，當天也是世界衛生組織(WHO)訂下的世界無菸日，然而，這裡的「無菸」可能跟傳統認知的情況不同。根據定義這表示瑞典的每日吸菸者低於總人口的5%。瑞典雖然吸菸率低於5%，但仍有18%的人使用紙菸的替代產品，如瑞典傳統特有的口含菸（snus）或是加熱菸、電子煙等，雖然瑞典對於禁菸措施非常嚴格，卻可以使用香菸替代品，然而這樣的作法並未受到歐洲其他國家的認可。
法律白話文運動23日舉辦的活動中，在台灣首映《How Sweden Quit Smoking》（瑞典如何戒菸）紀錄片，並請邀請影片拍攝團隊（We Are Innovation）執行長Federico N. Fernández、台大公衛學院助理教授葉明叡和台灣青年民主協會理事長張育萌等人，從外國經驗、公衛政策和青年角度共同討論菸害防制的不同觀點。
紀錄片訪問了多位學者、醫師和替代產品的使用者，並從歷史文化脈絡的角度分析為何瑞典是歐洲使用傳統紙菸人口最低的國家，同時肺癌、口腔癌和心血管疾病的發病率也是歐洲最低的國家。Fernández受訪時表示，瑞典的癌症發病率比歐盟平均水平低41%，其他與吸菸相關的疾病也都遠低於歐洲其他地區，並且沒有新的疾病產生。
對於用口含菸或新興菸品替代傳統紙菸的作法，Fernández表示，傳統紙菸的問題在於燃燒，燃燒時產生的焦油和煙霧對健康有危害，而透過無煙產品使用尼古丁，「這就是為什麼人們在戒菸，這裡的目標非常重要，目標是讓人們不再消費香菸，是以不同的方式消費尼古丁。」
Fernández認為，很多政府在對菸害防制的政策上有很大的誤解，不應該將傳統紙菸與無煙的尼古丁產品放在一起討論，「這就像將酒精飲料與零卡可樂放在一起對比，這些是不同的東西。」他認為，瑞典實際上採取了多種不同的方法來推廣無菸觀念，公眾教育、允許創新和聰明的立法原則和政策，「這就像一個椅子的三條腿」，是瑞典能夠達成低吸菸率的關鍵。
對於使用替代產品可能造成的健康風險，Fernández則表示，過去50年中，科學家們對尼古丁進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尼古丁不會致癌，即使是WHO也這麼認為，尼古丁對人的影響與咖啡因的影響非常相似，而不像是海洛因或可卡因，這完全不同。」不過，他也強調，有些人不應該消費尼古丁產品，包括了孕婦、未成年人和非吸煙者，「這是政府的責任，企業也有責任遵守法律，確保銷售對象是成年人。」
菸害防制的個人權利和公共利益如何權衡？
而在公共法規與政策制定的討論上，葉明叡指出，菸害防制是最典型的「公共衛生倫理」問題，對於個人自由的限制以及他人的健康保障該如何權衡？有超過一半的公衛倫理文獻在討論這個問題，但沒有標準答案。而他個人常用的思考方式是，比較過去政策對個人行為的管制或權利限制，有沒有相似的案例。
葉明叡表示，以公衛領域的角度來看，紀錄片中用「風險危害比較低」的觀點來與社會溝通政策時，常會見到有相反主張的論述，且同樣以科學研究作為支撐，例如，瑞典用口含煙、電子煙摒除紙菸燃燒產生致癌物；而日本跟韓國也同樣推廣以加熱菸、電子煙替代香煙時，在相關政策推行上都有遇到國內不同立場的衝突。 （相關報導： 國健署禁不了還送上「健康」之名 菸商迎接加熱菸上市「準備好了」 ｜ 更多文章 ）
葉明叡指出，台灣在HIV/AIDS傳染防治和毒癮戒治上也採用「減害」策略，從技術上而言，公衛政策一般贊同在科技條件許可下採用減害策略，用低危害的東西去取代高危害的東西，「在其他條件假設不變，最後總體危害會降低，整體健康會提升，可挽救多少條人命，在這判斷背後是公衛的首要倫理邏輯。」不過，他也強調，科學雖然可以提供相關證據，但都是在有限的研究條件下，外國證據不能直接推論到國內情境，跨國比較時要注意各國的國情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