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李賢文先生，大約是在開始著手蒐集台灣美術史田野資料之際。一九八八年秋，國科會研究補助計畫通過後，我分別拜訪雄獅美術出版社與藝術家雜誌社，訂購全套期刊，早期已經絕版部分，出版社答應提供影印本，這批書已入藏研究所內圖書館。毫無疑問地，研究台灣現代美術史，除了日治時期的官報，《台灣日日新報》之外，《雄獅美術》（一九七一年創刊）與《藝術家》（一九七五年創刊）這兩本雜誌同樣是需要逐頁閱讀的重要資料。
一九七九年初，李賢文開始有計畫地帶領著他的編輯群、攝影師，走訪第一代藝術家，拍攝人物與作品，寫下第一手的現場記錄，並委託藝評家進行分析、座談，逐月出版具有份量的美術家專輯。在文化資訊有限的年代，這本專業美術期刊普遍受到大專生與社會人士的歡迎。雄獅出版社的書籍也曾經引領一代風騷。同時，富有雄心壯志的李賢文一心想推動畫廊，一九七九年先獲春之藝廊的支援讓他得以發揮，接著一九八四年底自行成立雄獅画廊，與許多畫家的互動變得更為多元、緊密。正是這前無古人的經歷，讓李賢文自信地寫下，「走在臺灣美術的最前面」。
一九八○年代後期我所認識的李賢文，宛如藝文界的領航者，身兼多重文化事業，更擁有龐大的顧問團，包括歃血為盟的同學，李乾朗、奚淞、姚孟嘉等等，來往親密的文化名人如蔣勳、林谷芳，還有學者如石守謙等等，我做為後進，通常保持著適當距離。一九八九年我接到雄獅画廊邀請參加第十四屆新人獎評審，想用力推掉，承辦人追問我是否一直收到月刊？只好默默出席。模糊的印象中，我參加次數不多，卻也是機會難得，記得在席上認識了蔣勳，並一起到公館寶藏巖附近探訪了美術創作獎得主鄭在東（一九九二）。也是在這種場合，我曾被帶到一旁，欣賞預定下個檔次展出的劉耿一畫作，並且接受邀請撰寫評介（一九九一）。
我不是刻意和李賢文保持著適當距離，其實作為一名客觀的研究者，我尊重每一位接受採訪、研究的藝術家，故自然保持適當的距離。當我翻閱本書，拍攝到陳進在閨房兼畫室內，穿著居家服，站在梳妝台前補粧的照片，難免驚嘆不已。想想我也曾經三次拜訪當年作為新竹香山名門閨秀陳進嫁妝，位於天津街的舊宅。我有錄音稿和拍攝作品的幻燈片為證，卻沒有留下任何畫家日常的生活照片。毫無疑問，李賢文身為雜誌社的主編兼報導者，他的視角遠比一位拘謹的學者更為縝密而活潑。不過，最特別的是李賢文透過畫筆與文字娓娓道來，他個人如何以灼灼雙眼，反覆貼近觀察、審思書中的二十位藝術家，並且與他們建立濃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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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書中提到，一九六二年中學階段曾經在業師何肇衢的引領下，帶著自己的作品，首次拜訪名畫家李石樵，全程緊張而茫然。一九八八年我在寧安街第一次拜訪老畫家，竟然也有相似的經驗。年過八十的李石樵安適地坐在藤椅上，卻面無表情，簡短幾個字回應我一連串的問題，令我摸不著邊。他好比美術史上一塊巨碑，而我老是撞牆。一九七九年李賢文為了一探老畫家的真面目，清晨五點請專業攝影師，跟拍李石樵一個人在昏暗的大學運動場，一圈圈地長跑。鏡頭側寫出藝術家為了終極創作，永不放棄的毅力。一九八九年，我再次拜訪老畫家時，帶著許多黑白與彩色的作品圖片，終於讓他打開心房，耐心為我回顧他獨自在畫布上長跑，創作的艱辛與光榮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