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國。在行經愛荷華州的時候，東道主安排我住進了一個家庭旅館。這家旅館的主人家名叫Dorothy，是一個極其優雅的中年女人，家裡擺滿了各色精美的瓷器，全屋的地毯整整齊齊，任何一個房間，都整潔得讓人不忍踏入。
Dorothy每天似乎只有兩件事：收拾花園，出去買菜。前者給顧客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後者給顧客以周全的服務。
但是我一直埋藏這一個問題。那時候我還青蔥，臉皮薄，英語也爛，終於沒有向她提問。她能夠以此為生嗎？
但Dorothy自己似乎很滿足的樣子。我臨走的時候送了她一個國內帶去的仿玉工藝品，她開心得像個小孩。一個月的美國東西旅程結束了，我只是深刻地記住了這個讓我感到幸福的幾天時間。其他的一些關於新聞、關於政治、關於一切高大上的討論，我全然已經忘卻了。
後來Airbnb出來並且迅速在市場上躥紅的時候，我絲毫沒有覺得奇怪。這樣一個讓旅人們感到幸福的產品，它的成功有著天然的基因。我早就和Dorothy失去了聯繫，但我不用問也知道，Dorothy如果用了Airbnb，她必定是一個受人追捧的用戶，因為她實在是一個很好的房東啊。
前兩天我打了輛Uber，60歲左右的大叔。他忘記了啟動行程開始，所以跑到中途他突然問我，好像行程沒有開始？我一下就慌了，正在準備一次痛楚的爭吵的時候，他突然說，沒關係的，我的錯，您看著隨便給就行了。
我刹那間放下了一切戒備，然後我們就聊起了天。他是一個剛剛退休了的人（看樣子最起碼是國企或政府的基層幹部），在家裡閑得慌，於是註冊了個Uber玩玩。他說，我不圖錢，圖個開心。
我下車的時候按照一般情況下Uber的費用給他結的。他很知足，並且一再說，這是他的錯。
難得的一次在中國的幸福旅程。他也幸福，我也幸福。他是一個好司機，我是一個好顧客。然後我突然間想到：打車這件事，何曾讓我感到過幸福？只有Uber讓我做到了。我經歷過太多暴怒的司機，吐痰的司機，咒駡的司機，謙卑的司機，不耐煩的司機，最好的就是專業的司機。幸福感，開玩笑吧？
美國《連線》雜誌資深編輯傑夫•豪在他著名的《眾包》裡，曾經描述過一群人，他定義為「業餘者」。他認為，以前在各個領域裡，不同層次的精英或者專業人士，佔據了行業的話語權和決定權。到了互聯網時代，人人都能夠在任何領域中發言，於是業餘者開始爭奪甚或剝奪了專業人士的壟斷權，使所有的領域成為了眾包的模式，業餘者崛起了。
儘管這個論斷具有十足的創見，但我難免還是很有疑惑。如果業餘者僅僅是對於精英或者專業者的一種補充，那麼這個世界不還是一樣由傳統的那群人壟斷或者控制？改變在哪裡？
Dorothy很早其實就是一個自由職業者了，只是她自己和我們都沒有意識到這個人群的存在，或者我們有意地遺忘了她，因為我們覺得這是一種非主流形態：人如果不依附於一個強大的機構或組織，就是我沒有問出口的那個問題：如何能夠有效地保證自己的生存？
但Airbnb和Uber恰恰有效地證明了，依靠大資料和演算法技術，在資源和尋求之間進行高效率的配置的時候，自由職業者就開始顛覆傳統的運行模式了。
這個世界上其實存在著龐大的資源剩餘和龐大的需求不滿足，在傳統時代裡，由於資訊配置的缺失，因此資源的剩餘和需求的不滿足，只能各自流失在空氣之中。為什麼人必須依附於一個特定的機構或者組織之中才能生存？因為組織和機構就是資源配置的方法：儘管其配置的方式殘暴而獨裁。
自由職業者所追求的根本乃是自由二字。他們所從事的職業是他們所喜歡或者至少不反對的職業，他們往往有著充分的選擇權，可以選擇以怎樣的方式，在怎樣的時間裡進行職業行為。儘管他們也必須經過某種形式的約束（例如，必須經過Uber的司機培訓），但其根本依附於某個組織機構的職業形態已經完全被打破了。
其實中國早就出現了這樣的一群自由職業者，我們不這麼叫他們，我們叫他們淘寶小二。
淘寶店主就是中國首次的大規模自由職業者的崛起。他們並不依附於某個組織機構，可以自由選擇自己所喜歡或者擅長的某個領域（服裝、寵物、仲介甚至是寶石），而後在淘寶龐大的客戶群中通過競爭來獲得生存空間。
前段時間，我從朋友那裡學到了一個詞：認知盈餘。我百度了一下，它來自於一本著名的科技書籍《認知盈餘》，作者克萊•舍基的定義是受過教育，並擁有自由支配時間的人，他們有豐富的知識背景，同時有強烈的分享欲望，這些人的時間彙聚在一起，產生巨大的社會效應。
我的理解也許更簡單一些。每個人在成長、生活和職業生涯中，所接納的資訊或者知識往往超過了自己所能消費的數量，於是就產生了盈餘。怎麼辦？要麼分享，要麼出售。社交網路，就是一個分享或者出售這種認知盈餘的市場。
許多人不太認可自媒體，因為他們認為自媒體就是一種業餘媒體，是玩票性質的。但是自媒體恰好在我看來，就是認知盈餘的分享或者出售的方式。
我們對於媒體的認識首先是有問題的。媒體不過是資訊的一種仲介，對任何資訊的承載，都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媒體。在傳統時代，由於媒體的載體（報刊雜誌、電視廣播甚至網路）成本過高，所以媒體被少數的一群精英所壟斷，並且由於投入產出比的問題，他們必須覆蓋大量的人群，才能獲得贏利。所以又被稱之為「大眾媒體」。
但是自媒體時代打破了這樣的一種障礙。我經常舉的一個例子，就是在傳統時代，沒有任何一個投資人會發瘋去做一本關於杯子的雜誌，但是在自媒體時代，一個關於杯子的自媒體實在是再正常不過的一件事情。
每一種認知盈餘，都可以形成一個自媒體。而每一個自媒體的崛起，背後都是一個自由職業者的崛起。認知盈餘者分享或者出售自己關於某個專業領域的認知，從而形成了對於這一專業領域共同興趣或者共同利益者的影響力或者話語權。
所以，自由職業者到底改變了什麼？它改變了傳統時代某一群精英或者專業者對於某個市場或者領域的壟斷，他們重新組織和結構了這個世界的資源、管道和社群，使商品、服務、資訊能夠按照需求和供應的配置，來進行一一對應，從而優化了對資源和供應之間的效率。
Uber是自由司機，淘寶是自由商人，而自媒體本質上就是自由資訊傳播者。誰佔據了自由職業者，誰就佔據了資源配置的權力。這不是任何的權力、制度或者政令能夠阻擋得了的。因為資源配置的有效性，這是亙古不變的終極追求。
為什麼我使用Uber會有幸福感，小姑娘們使用淘寶會有幸福感？自由職業者的自由提供的是高效而愉悅的職業體驗，它根本改變了機構和組織對於人的異化，從而解放了人本身的生產欲望。
＊作者為專欄作家，媒體人。（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劉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