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國首相俾斯麥曾說：「上帝對傻瓜、醉漢和美國給予特別的保佑。」他進一步說明：「美國人是非幸運的民族，他們接鄰的南北是小孩，東西是魚。」美國就是這麼一個上帝獨厚的地方。這特殊的恩賜讓美國人自豪也自認懷有天命。
出於深刻的宗教信仰、獨創的政治體制以及優越的地理條件，美國建國以來就不斷強調美國的獨特性，建構出一套「美國例外論」來。美國自詡是「山巔之城」、「燈塔之國」，反映到外交政策上美國的例外論讓美國自認是「無可或缺之國」、「自由世界的領袖」、「自由帝國」，因而建構出一套自由主義霸權理論。
這種例外論在冷戰結束更是達到高峰，美國認為是他們的自由民主打敗了專制獨裁，是上帝庇佑讓他們勝過無神論的共產主義。因此他們更自信美國是獨一無二的國家，一方面還有宣揚自由民主的使命，另方面也享有不受約束的特權。這套理論深刻的影響美國在冷戰後的外交政策，在講求現實國家利益的國際關係中帶有宗教性質的意識形態光暈。
但是這套原本用於建構國族認同與社區凝結的工具用之於國家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就產生了根本性的矛盾。美國例外論一方面強調美國獨一無二、令人欣羨的特性，一方面又必須通過改變其他國家從事制度移植和政體改造，來證明自己價值典範的優越性。美國例外論中最麻煩的還是美國政治中的宗教成分。美國認為美國是天選之國，具有「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美國的政治人物也都喜歡強調「上帝站在我們這邊」（God is on our side.）美國自認其獨特性讓美國注定並被（上帝）賦予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特殊和積極的指導角色。這種出於近乎宗教狂熱的價值觀而非現實國家實力與國際環境的外交政策，事實上讓美國的外交政策變得錯亂且沒有效率。
在其他國家，特別是有被殖民經驗的第三世界國家眼中，這種帶有宗教光暈的例外論其實與過去的帝國主義並無二致。英國的帝國主義者打著「白種人的負擔」，建立日不落帝國。法國、西班牙也唱著「開化使命」的高調，四處殖民。甚至連蘇聯也自封社會主義祖國要引領全世界無產階級進入社會主義烏托邦。都是以冠冕堂皇的名義，掩飾特權與干預。
但是美國人認為美國與其他的帝國或霸權不同，美國崇尚自由、保障人權、尊重法治。美國國內也許如此，但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就未必了。美國拒絕簽署許多國際人權公約，拒絕參加國際刑事法院，支持許多有不良人權紀錄的獨裁者。美國以反恐之名設立在古巴的關達那摩灣監獄不也是惡名昭彰，充滿刑求、虐囚的不良紀錄。 （相關報導： 劉性仁觀點：美國「撤僑計畫」透露的訊息 ｜ 更多文章 ）
我們也不能全然抹煞美國特質對世界的貢獻，特別是二戰結束，美國對世界秩序的重建，國際政治經濟規範的設立，以及對自由民主價值的影響和教化，有其不可抹滅的功勞。美國政治學大師杭亭頓認為美國的優越性在對全世界的自由、民主、開放經濟、國際秩序發揮關鍵性的影響力。杭廷頓的說法在上世紀後半葉，的確不假，但進入二十一世紀，顏色革命與阿拉伯之春並沒有給這些國家帶來穩定的民主，而美國的民主正在衰退，暴民還衝入國會，上演香蕉共和國才會出現的大戲；美國在推動經濟全球化後，製造業出走，社會貧富差距惡化，過去開放的市場也逐漸關上大門，開始去全球化的經濟政策。才從阿富汗倉皇撤軍，俄烏戰爭至今未歇，美國對國際秩序的維護能力更讓人失去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