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鹿」在傳統中國具特殊意象，因棲息於山林原野，其「隱」與「靈」特性尤其明顯，被視為「仙獸」之一。鹿隻多以群體出沒，《詩經》以之比喻君子與有德之友相伴同樂。宗教上鹿具有良善慈悲的特質，佛教寓言以鹿捨身救人比喻菩薩渡眾；鹿也被視為明君聖王降世之兆。民間採「福祿壽」諧音，以「鹿」代「祿」象徵加冠晉爵。公鹿繁殖期以角互鬥，其意象也被詮釋為權力爭奪，例如「逐鹿中原」與「鹿死誰手」。不僅傳統中國視鹿為祥瑞，鄰近的日本也強調鹿隻尊貴通靈的特質，鹿之聽力敏銳可傳達祈求者之聲，因此以鹿肩胛骨卜卦並將鹿角用於薩滿儀式。「鹿之報恩」（鹿の恩返し）亦屢屢出現於民間故事，強調鹿性善良。更重要的是，鹿茸長成鹿角、解角再長新茸的過程，年復一年生生不息，恰與日本稻作文化相互輝映。
若將「鹿」放在臺灣歷史脈絡中，從荷蘭時期、清領時期、日治時期乃至戰後臺灣，鹿隻貿易與鹿群數量反映上述不同階段「人」、「鹿」與「環境」的變化。荷蘭時期臺灣野鹿甚多，鹿皮銷售日本成為當時重要經濟收入。清代以降至日治時期，隨著土地開墾，鹿群數量大幅減少。然而，日治時期火燒嶼（綠島）和琉球嶼（小琉球）已出現小規模梅花鹿人工養殖，並將鹿隻產品輸往中國，臺灣中部也出現零星水鹿養殖。日治時期臺灣民間受到傳統漢藥影響，鹿茸藥補時有所聞。戰後中華民國政府遷臺，鹿茸藥補文化在臺灣復甦，國內藥廠以進口鹿茸製成鹿茸補品，養鹿人家也販售新鮮鹿茸，鹿茸在戰後臺灣的藥補市場占有重要地位。基於上述背景，本文從三個面向討論戰後臺灣鹿茸的生產與消費。首先，筆者釐清鹿茸在歷代漢藥本草醫書中的藥補功效與製作方式，並論證李時珍（一五一八－一五九三）透過「鹿性淫」傳達鹿茸壯陽固精之意象。其次，在日治時期的基礎上，筆者討論戰後臺灣養鹿業的發展，考察該事業如何從農家副業轉變為專業養殖，並論及養殖環境、飼鹿知識與採茸技術。第三，戰後臺灣社會的鹿茸消費與日俱增，官方菸酒公賣局、民間藥廠與養鹿人家先後推出鹿茸產品攻占市場，強調「補腎補氣」、「壯陽起痿」與「添精益髓」，其中尤以「鹿茸酒」最受歡迎。透過報紙、雜誌與訪談紀錄，筆者探究戰後臺灣鹿茸消費的型態、宣傳手法以及消費客群。
鹿隻在臺灣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人文領域方面，中村孝治（一九一○－一九九四）、曹永和（一九二○－二○一四）與鄭維中探討荷蘭時期臺灣的鹿皮貿易，周鳴鴻從史料分析臺灣鹿的種類、獵鹿方法、鹿的用途與鹿脯運銷；亦有學者從地名和文學角度談論鹿隻。除此之外，鹿隻相關研究多集中於畜牧範疇，分析「鹿隻養殖」與「鹿茸產業」，前者包括鹿場設置、鹿隻品種、飼料營養與鹿茸採割，後者涵括鹿茸品級、鹿茸藥理與經濟效益。然而，在華人飲食傳統中，利用特定食物增強體能或醫治疾病的觀念普遍存於日常生活之中，食物既可單獨入饌，亦可搭配中藥材服用。在食補或食療的脈絡下，「鹿茸」成為值得探索的議題，兼具「動物」、「食物」與「中藥」的特性。本文結合動物研究、環境歷史以及漢藥食補的傳統，分別從本草典籍中的鹿茸療效、戰後臺灣養鹿業的發展，以及鹿茸消費與藥補文化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