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初，詹志宏發表〈兩種文學心靈——評兩篇聯合報小說得獎作品〉引述「邊疆文學」一詞，再度挑起七○年代末鄉土文學論戰未完的戰火，更進一步掀起對台灣文學本位的爭論——以陳映真為首的「第三世界論」與葉石濤代表的「台灣本土論」。中國時報副刊與聯合報副刊從七○年代即隨著嬰兒潮成長出的新一代社會中堅，開始成為匯聚海外先進思想與新銳作家的場域；1985年陳映真創刊《人間》雜誌，稍後1986年金恆煒亦創刊《當代》雜誌，思潮、翻譯與出版大力推動了知識與論述的生產，各種學科的嚴肅論述也形成當時許多人對於討論各種議題的共通語言。我們可以說文學、劇場和電影成為八○年代知識份子、藝文人士高密度高強度交流的共通平台，因為有這些平台的存在，讓人們有更高跨域交流與合作的機率，而這些平台式領域分別在台灣七○與九○年代又有其特殊歷程，主要是片段接收國外訊息後佐以想像進行實驗以獲得經驗，同時又在理解國外脈絡時發現重返自身文化的急迫性，或說理解到了解自身發展脈絡的重要性，「鄉土」成為一種指涉自身存在所在的「處所」（chora），卻在雙重偶連性自身出現差異，而在七○年代末出現「鄉土論戰」，當八○年代展開追尋個體的歷程後，在九○年代初匯聚出台灣主體性的課題，進而引發現代性的論戰。
如此，在我們著手這項研究前，就可以在基礎調查中發見「實驗」、「鄉土」和「主體性」都分別呈現為面對國際性殖性支配，所驅動的「跨域」運動。換言之，「跨域」在台灣或許不只是特定時代的課題，而是聯繫台灣自身本質的特性。也因此台灣的跨域是由人與連結的能動性發動的。當我們對時代或現有機制、體制、價值提出質疑的同時，什麼樣的問題是無法在自身領域被處理的？尋找答案或破口的路徑時常要從現有領域框架的外部著手。這樣的路徑，必需積極與如劇場、電影、文學、建築、藝術等不同領域的人交會、互動，進而連結彼此來踏出，其過程帶有強烈隨性的遊戲實驗精神。繞道於僵化的體制框架，與外部串連的行動方法看似隨機，卻極具批判性與積極性，反映了對自身領域的框架或內部機制有所不滿或無法以現有感知所處理的問題，並從而逐漸發展、集結不同領域的夥伴，建立在框架之外、具共同價值與態度的跨領域社群集結。這樣的社群或許鬆散且無組織性，確仍可以一種共同抵抗的姿態動員與合作，來對環境與機制回應、互動，並在與社群內部互動的過程中，創發出各種抵抗模式與行動。八○年代，是凝聚出跨域的「靈光」或說觸及台灣「核心意義」的時刻。 （相關報導： 一個恐怖的事實，債務海嘯蠢蠢欲動：《大威脅》選摘（2） ｜ 更多文章 ）
文化造型：自我啟蒙的實踐
一九八○年代的台灣文化藝術領域尚未出現「跨領域」這樣的說法，但整個時代與醞釀的前期思想，無論是文化躍進、串連或論戰，都具體表現了知識份子的理想、激進與純粹，在台灣近代文化史上乃絕無僅有。1976年王淳義於《雄獅美術》發表〈談文化造型工作〉一文，質疑台灣長久以來全盤接受西方藝術教育與審美觀點，完全忽略了創建屬於民族性的新生文化，並鼓吹藝術家應以「文化造型家」自居，化被動為主動，汲取傳統與在地文化的再認識與理解，擾動歷史並轉化爲未來文化形式的積極性自我主體追求。這些反省引發了巨大迴響，蔣勳在《仙人掌》雜誌撰文將文化造型工作更提升為「文化造型運動」，將藝術工作者對社會的關心視為具體的改變，亦破除了狹隘的美術範疇定義。1978年3月起，蔣勳擔任《雄獅美術》革新號總編輯，高舉「文藝的、民族的、現實的」具體思維，擴大雜誌的內容，涵蓋攝影、戲劇、舞蹈、建築、音樂、文學等不同文藝方向，將原先期刊架構由「美術的」成為「文化的」，宣告「……應當走到大街上去，只有那裡有文藝的活路。」這些都是開創性跨領域及思索主體身分的先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