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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初，詹志宏發表〈兩種文學心靈——評兩篇聯合報小說得獎作品〉引述「邊疆文學」一詞，再度挑起七○年代末鄉土文學論戰未完的戰火，更進一步掀起對台灣文學本位的爭論——以陳映真為首的「第三世界論」與葉石濤代表的「台灣本土論」。中國時報副刊與聯合報副刊從七○年代即隨著嬰兒潮成長出的新一代社會中堅，開始成為匯聚海外先進思想與新銳作家的場域；1985年陳映真創刊《人間》雜誌，稍後1986年金恆煒亦創刊《當代》雜誌，思潮、翻譯與出版大力推動了知識與論述的生產，各種學科的嚴肅論述也形成當時許多人對於討論各種議題的共通語言。我們可以說文學、劇場和電影成為八○年代知識份子、藝文人士高密度高強度交流的共通平台，因為有這些平台的存在，讓人們有更高跨域交流與合作的機率，而這些平台式領域分別在台灣七○與九○年代又有其特殊歷程，主要是片段接收國外訊息後佐以想像進行實驗以獲得經驗，同時又在理解國外脈絡時發現重返自身文化的急迫性，或說理解到了解自身發展脈絡的重要性，「鄉土」成為一種指涉自身存在所在的「處所」（chora），卻在雙重偶連性自身出現差異，而在七○年代末出現「鄉土論戰」，當八○年代展開追尋個體的歷程後，在九○年代初匯聚出台灣主體性的課題，進而引發現代性的論戰。

八○年代是台灣現代發展中的特殊時刻，是特別衝突、活潑而多樣的時期，現當代藝術、小劇場、新電影、當代思潮、流行音樂與民主社會等等，無論是狂飆、躍進、轉型、提升或是尖端，它們共同以「動態」標誌出所謂的「黃金年代」。但我們該如何來認識跟理解對於台灣如此重要而意義特殊的一段時期與當時的社會現象？藝術文化又如何在眾多人們的支持與投入下，以何種方式回應當時的處境？這些問題幾乎都還未累積足夠的假設和研究，因此也萌生出這個研究的原初構想。理解台灣現當代的藝術發展脈絡，對於分析、詮釋與建構文化生產機制和台灣認識論的特質與型態，以及提供為後續台灣特色美學（Aisthesis）的建立、文化對話場域的開展，都具有非常根本且迫切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