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像個大臉盆，四面環山，淡水河貫穿而過。河左岸是新北市，發展慢些，勉強可類比為浦東；右岸的台北城伴河而起，由西而東而北而南，不停向外擴展，直到山邊。
台北的書店發展，眾所周知的「書店街」重慶南路，雖說1930年代已算繁華的街廓所在，但除了知名的「新高堂」，書店或恐還不像戰後般密集。當時城外沿河的大稻埕，因為酒家、餐館、喫茶店、咖啡座林立，騷人墨客喜於此雅聚晃盪，書店密度顯比城內更高一些。1927年國民黨聞人連戰祖父連橫所開的「雅堂書局」，1929年台共創始人謝雪紅設立的「國際書局」，都在太平町這一區，也就是今日台北市西偏北的延平北路一帶。
書店街
重慶南路舊名文武街，日治改名「本町通」。街頭由總督府直營，專賣中小學教科書、參考書的「台灣書籍株式會社」與街尾私營的「新高堂」遙遙相望，這條街的文化含量，遂經注定。日治時期，此地便已有不少書店，到得1949年國府撤退，隨之來台的幾家大出版社／書店：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正中書局，紛紛於此落腳，加上改制後的「台灣書店」，一時之間成為台灣的出版重地。沿街櫥窗瀏覽其所翻印的大陸時期出版品，竟讓人依稀有上海「福州路」之感。
重慶南路最興盛的1960、70年代裡，短短幾百公尺，擠進了近百家書店，黃昏時分，下班等車的學生、上班族常就近踅進店內低頭瀏覽，一邊看書一邊注意公車動靜。誰想買書，第一個念頭便是「到重慶南路找去！」逢到年終打折特賣，店門口紅布條翻滾，熙來攘往的人潮，加上騎樓的書報攤，往往擠得摩肩擦踵，水洩不通。「賣書也能賣成這樣！？」今日想來，誠然難以想像之事。
至若書店所賣的書籍，由於「動員戡亂時期」戒嚴所致，嚴格限定意識形態發展，只能「接軌」，不准「出軌」。既抓「紅」且抓「黃」。也因此，整個1950、60年代裡，儘管出版業有所前進，新書量增加不少，可賣來賣去，不外檢查合格的反共文藝作品或大陸時期文學翻版書（30年代名家，大概被管制到僅剩朱自清、徐志摩兩人，算是年輕人所最熟悉的了）。其餘則是國學、字典、中醫、算命等算大宗，翻譯小說則限於美日英法西德這些盟邦，冷戰格局隱然若現。至於古典小說，《金瓶梅》不用說，肯定只能販售「潔本」，但就連《醒世姻緣》這種胡適寫序背書的名著，讀著讀著，照樣會嚼到「（□□□□□以下刪去×××××字）」字樣，其它就不用多說了。
彼時一名窮文青的假日活動，很可能是花上8毛錢，擠上公車到台北車站，迅即轉入重慶南路，一間接一間書店閒逛過去，口袋錢有限，翻看不足，就此立讀亦無不可。中午不能不吃，明星咖啡店旁邊的「排骨大王」5元搞定後，帶著方才買來的報紙，上到「明星」，點一杯很奢侈的咖啡，要價6元，邊喝邊看報，隨後拿出書包裡厚厚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繼續翻讀。書是翻印的，無論封面、版型都與上海老版本相同，版權頁裡卻刪去了譯者「耿濟之」的名字，代之以「本社」二字。
蛻變的開始
1980年代開始，台灣書店業發生了劇烈變化。經濟起飛帶動出版榮景，出版量躍昇後，既有流通方式無法滿足讀者的需要，「金石堂書店」遂應運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