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到了美國與中共建交後的1982年,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的報告也是建議最符合美國利益的安排,是台灣與大陸做為中國的兩個部分能及早達成政治上的和解。最壞的情況,則是中共對台發動武力統一,這將迫使美國政府陷入是否要履行《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出兵保護台灣的兩難,畢竟這將導致美國與共同對抗蘇聯的盟友中共再度成為敵人。
因此以《上海公報》為基礎,在兩岸擱置誰代表「政治中國」的情況下展開對話,至少到2016年以前都是美國的既定政策。這樣的政策,其實是比較符合統派而非獨派的願望,也更貼近當今中國國民黨的立場。然而最早反對與中共談判的,卻不是當年的黨外份子或者獨派,而是兩位蔣總統,他們認為這是尼克森背信忘義之舉,稱呼其為「尼丑」。
來自中央情報局的檔案也顯示,兩岸在毛澤東與蔣中正執政時都沒有和解的誠意,中共以對台派遣密使來做為離間美台關係的一種手段,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對大陸伸出的橄欖枝也是毫無回應。就算有國民黨方面的人自稱為來自台灣的所謂密使,他們追求的也都是以個人利益為主,並非真的獲得兩蔣父子授權與大陸談判。
至於蔣經國,對中共的提防也絲毫不下於他的父親,一切兩岸密使接觸的情報,他都在第一時間透過中央情報局的代表克萊恩(Ray S. Cline)轉給了美國,確保美國與台灣的關係不被影響。對蔣中正而言,美國的外交承認到他死以前都沒斷掉,所以不需要思考這個問題,但是蔣經國在面臨美國與中共正式建交的變局下,卻死守「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
本土與外省精英分進合擊
直到1986年5月,黑貓中隊U-2飛行員除役的華航飛行員王錫爵駕駛747貨機投奔中國大陸,才迫使蔣經國為了接回飛機與機上不願意留在大陸的兩名機組人員返台,允許中華航空公司與中國民航展開1949年以來首度的兩岸談判。事後蔣經國總算願意面對來台外省人的思鄉問題,於1987年推動民主化的同時允許了國人前往大陸探親。
不過蔣經國的健康與侷限也就到此為止了,他在1988年1樂的過世使得國共與兩岸的重新接觸必將由他的繼承人來完成。蔣經國的繼承人李登輝是沒有經歷過國共鬥爭的台灣本省人,而且又有參加中國共產黨的經驗,本來就是最沒包袱推動兩岸談判的人選。另外一批人馬,則是經由中國國民黨體系培養且多數有留美經驗的外省二代,即所謂的「革新保台派」。
本土與外省兩批推動有別於兩蔣的兩岸政策,以曾永賢、張榮豐還有蘇志誠為代表的本土精英穿梭兩岸充當密使,尤其是與李登輝同樣具有前中共黨員身分的曾永賢,透過其在大陸擔任過政協的二哥曾永安大幅提高了國民黨主流派和中共領導階層之間的互信。外省精英則透過他們留學美國的經驗,負責在理論上尋求一套美國、大陸以及台灣三方面都能接受的政治框架。 (相關報導: 蔡英文演說又讓對岸跳腳 李戡指挺九二共識也沒用:共產黨要解決的是這個 | 更多文章 )
於是以《上海公報》為基礎,慢慢摸索出了一套以一個超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中國」或者「歷史中國」為架構,充當兩岸政府認知下「一個中國國家」的「模糊」代表,來迴避兩岸對「一個中國」內涵的爭議。但根本的目的,還是讓「兩個中國政權」能夠進行事務性協商,以確保雙方開放交流後能保障彼此人民的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