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投某大學在10月6日發生學長霸凌學弟事件，受害者持刀反擊，立即濺血當場；而嘉義某高工又在7日傳出同學霸凌，校方呼籲影片切勿上傳至網路，以防止二度傷害發生；後又有嘉義某高職在9日被媒體報導，同學間因摩擦未道歉而再起霸凌事件。三所學校皆立即依照標準作業程序展開調查，謹慎了解處理學生狀況，並將涉案學生列入輔導，只是，輔導了然後呢？
對於校園霸凌事件，諸多鄉民和老一輩人常說：「這些事情在我們那個年代很常見」，雲淡風輕的口吻彷彿霸凌是家常便飯一般；而值得慶幸但也讓人難過的是，受惠於科技的高速發展，近十年來的3C產品及無線網路普及化，使得許多原先沒被發現的各類案件浮上檯面，揭露在社會大眾面前，校園霸凌也就成了其中最容易吸引目光的事件之一，從100年的「新竹霸凌事件」(又稱象腿幫霸凌事件)到最近的三件霸凌案，無一不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而與此同時，「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以下稱準則)也就在101年應運而生，更在109年修正以符實需，但奇怪的是，校園霸凌事件依舊頻傳。
經筆者檢視準則各條，除訂定各項法定通報流程、調查程序及後續輔導外，其根本精神應是著重於第4條「各級主管機關及學校應以預防為原則，……」而後在第一項後羅列了數款預防措施及防制機制，可見本準則是以「預防勝於治療」的精神設立，但卻也不難發現，校園霸凌的預防責任幾乎落在了學校肩上；又從相關新聞（蘋果新聞網，2020）的表格可以看見，106至108年間，通報案件數及成案數皆有增加的趨勢，成案率約在24-29%，可見在校方各項業務不斷增加的情形下，對於校園霸凌的敏感度依然逐漸提升，但最根本的案件量卻仍在增加，可見對於校園霸凌的預防，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筆者認為，霸凌案件高居不下，或有以下3種可能：
- 宣導流於形式或未落實：在準則第4條中，要求學校應積極推動校園霸凌防制工作，但在升學主義的壓力下，即使學校已對所有教職員工強化霸凌防制知能，也難以再撥出時間進行有效的宣導，往往流於宣示意義，甚至以填鴨式等考試的方式灌輸學生霸凌防治的法定觀念，卻無法使其了解到真正的核心概念。
- 學生不當接觸校外環境：以新竹霸凌事件為例，涉案人員不僅限於校園內的學生，還涉及到了不法色情行業等校外人士，而這些校外人士往往就是校園內霸凌行為人的靠山，進而建立起校內勢力，明目張膽的開始霸凌行為，第三者也容易因此聚集旁觀而不敢吭聲，霸凌的氛圍便已然形成。
- 家長主動參與度低：在學校多方努力，安排各類課程、演講與集會，向學生和家長宣導霸凌防治觀念的同時，家長方面似乎缺少了主動參與感。家庭作為影響個體最深遠的社會組成單位，在準則中，「家長」一詞僅僅出現8次，且幾乎皆處在配合且被動的一方，導致時常傳出在事件發生後，家長以事不關己的態度到學校興師問罪的無奈場景。
校園霸凌的成因繁多且複雜，或許也如同社會學家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對犯罪的詮釋一樣：「犯罪是一種必然的社會現象」，無論政府當局如何努力、法律及社福制度如何完善，都會存在一定比例的犯罪，聽起來或許讓人氣餒，但這不應該成為放棄的理由。
筆者認為，霸凌防制的預防責任應由學校與家長共同分擔，例如：校方除可邀請家長參與相關課程或演講外，也可以請家長與學生一同完成相關作業，讓大部分無法出席活動的家長共同學習；家長方面，也須將學校視為傳授知識、人格培養的教育工作場所，而非其「分享」親權的卸力點，更不得以「服務業」視之，應主動積極參加學校相關活動，了解學生校內、外的生活狀況，與校方搭起雙向溝通的橋樑，共同防止校園霸凌事件的發生。
參考資料：
＊作者為網路及社會現象觀察者，自由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