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0至1600年間，基督徒有一些新作風在歐洲散播開來，而且遠遠散播至歐洲以外。這些作風有一部分是回應了教宗聲望持續萎縮以及神職人員階級越來越與世隔離的情況。世俗統治者此時也正在取得權威，發展著更有效的收稅方法，利用大學訓練的律師們來營運官僚體系，並擴展其軍隊。這就使權力平衡從教宗和神職人員這邊倒向了帝王之手，並讓新的神學運動和平民主義運動得以展現。一如往常，地圖顯示了這種權力轉移。儘管1375年的加泰隆尼亞地圖集（Catalan Atlas，見頁567-568）把各王國的名稱放在了不明確的地區，但1個世紀後，爾哈德‧愛茨勞普（Erhard Etzlaup）的歐洲地圖就以不同的顏色來界定每個國家。可以說，在西方思想史中，「新教統治者、天主教統治者和地方團體對宗教強化了世俗面控制」的重要性，並不亞於16世紀時各路新基督教以「宗教改革」這種名號興起一事。1300至1500年這段期間，歐洲人有了更多機會來開展自己的精神抱負，而宗教信仰可以表達的方法也大幅多樣化。
這2個世紀裡，宗教面對不斷變遷的社會狀態所做出的回應，其廣泛程度絕對可以視為「西方心智重新覺醒」歷程的一環。反而是宗教改革運動藉著重新施行獨裁主義基督教，尤其是重新主張奧古斯丁神學，才反轉了這個過程。這段歷程會分為兩階段來探討：首先，來談一段15世紀世俗主動權興起的紀錄；第2階段，則會在後面的一個章節談宗教改革（見第24章）。
依諾增爵三世統治期間（1198-1216年），教宗的皇權達到了頂點。到1300年時，就開始下滑了。13世紀晚期統治者和教宗之間最戲劇化的對峙，發生在教宗波尼法爵八世在位期間（1294-1303年）。波尼法爵八世似乎是擠走了脆弱的方濟各會教宗策肋定五世（Celestine V），並在策肋定退位的僅僅一天後就當選了。他的合法性因此令人起疑，而那些謠傳他對男童和女人都慾求不滿的謠言，又進一步孤立了他。然而，激起敵人憤怒的，其實是他聲明自身權威的方式太冒失。他對羅馬權大勢大的科隆納（Colonna）家族發動復仇，把他們推向法國國王腓力四世那邊；此人早就為了法國神職人員的特權，以及自身對教會財產及收入的權利和波尼法爵八世有所爭執，而且此時正在摧毀聖殿騎士團（Templars）這個軍事修會。
事實上，腓力四世正在跨越一般所公認的、君王與教會對等的合法權力，而這標記了世俗信心崛起的關鍵時刻。波尼法爵出於報復，於1302年發布了一份教宗詔書，《獨一至聖》（Unam Sanctam），甚至超越了當年額我略七世、「克來爾沃的伯爾納鐸」和依諾增爵三世的絕對主義；他更進一步主張，在宗教和世俗問題上若不承認教宗的權威就會下地獄。憤怒的法國人要求開會罷免波尼法爵，獲得了巴黎各主教、大學神職人員、巴黎聖母院地方分會、道明會以及大部分方濟各會成員的支持。義大利這頭，膽子大起來的科隆納家族，在法國間諜的協助下，突襲了波尼法爵在阿納尼的宮殿，還俘虜了教宗好幾天。皇宮今日仍屹立原地，而七百多年前教宗在這場後來稱作「阿納尼掌摑」（Schiaffo di Anagni）的事件中遭貴族夏拉‧科隆納（Sciarra Colonna）攻擊的那間房間，也依舊未變。不管是因為自然因素，還是因為受到極度羞辱之苦，教宗波尼法爵沒過多久就在羅馬過世了。1308年時正在編寫《神曲》，且之前在教宗勢力掌控佛羅倫斯時被逐出故鄉的詩人但丁，則是幫波尼法爵在地獄弄了個位子作為報復。
14世紀時，因為教宗當局長期流亡至亞維農（1309─1376年），使得教宗不論從哪方面都越來越沒有機會跟君主討回主動權。
羅馬城不是一個好待的地方，尤其到了炎熱的夏天，更是容易傳染疾病。對教宗們來說，總是有敵對的貴族陣營以及一個重生的公民政府要對付。然而，教宗權力是緊密聯繫於聖彼得本人以及聖彼得大教堂內聖彼得遺物的權威，所以幾乎無法設想教宗在羅馬之外還能有效行使權力。一位姓名不詳的羅馬神職人員於13世紀寫到，一個教宗住在城外就失去了一半的尊嚴，「就像女人沒有丈夫，羅馬沒了教宗看起來也是如此。」
當初教宗克萊孟五世（任期11305-1314年）遷往亞維農時，可從沒打算永久如此。克萊孟五世希望重新修補教宗權力與法國君主之間破裂的傳統關係，他雖然認為普羅旺斯城市亞維農不是法蘭西王國的一部分（該城位在當時西西里統治者普羅旺斯伯爵的領土內），卻比較適合當這項修補行動的臨時基地。此外，該城位在隆河（River Rhône）上，能和其他天主教國家進行有效聯繫。克萊孟的繼任者，也就是樞機主教們僅僅內鬥兩年就選出的若望二十二世（任期1316-1334年），本來就在亞維農當主教，始終都沒有要遷回羅馬。若望的主教宮變成了宏偉浮誇的亞維農教宗宮（Palais des Papes），是一座教宗君主政體的恰當背景。
隨著教宗們堅持強化自己發放聖職俸祿（或者被稱作「給養」）的控制權，讓租金、捐款和其他各種形式的歲入都得付給教宗宮廷再分配給其偏好的領收者，進而穩固了自己的財政之後，教宗行政的品質在亞維農便有所進步。然而，這也有掏空地方資助金的效應，也使得每一次新任教宗就職都激起大批申請者前來宮廷（1342年教宗克萊孟六世〔Clement VI〕當選之後，甚至多達6000人前來）。如今，人事任命變得集中化，常有外來者被教宗們指派到賺大錢的主教轄區，卻從來都不住在這個新教區。這些發展的後果是讓教會遠離了地方政治，因此強化了「一個獨立於其廣大子民之外運作的富有機構」的印象。個別教宗任期短暫的一個長期後果，就是鼓勵人們販售那些下一任教宗得支付其薪水的職位。到了1520年代中期，教宗收入有30％都花在官僚體系內，到了1560年則是50％。
就如曾在教宗行政機關內任職的人文主義者佩脫拉克所言：
在此當政的是加利利（Galilee）貧窮漁夫的後人；他們莫名其妙地忘了自己的起源。當我想起他們的先人時，我驚愕不已地看見這些人戴著黃金、穿著紫衣，吹噓著王室與國家的縱容；看著奢華的宮殿高樓蓋滿防禦工事，而不是把一艘小船翻過來遮風蔽雨。
光是教宗宮（Palais des Papes）一處就吸取了教宗本篤十二世（Benedict XII，任期1334-1342年）80%的收入，這也就約略說明了教宗政府有多大的優先權。對英國人和德國人來說，這種隔絕於人的印象又因為教宗與法國文化的緊密關係而進一步強化。亞維農教宗每個都是法國人，他們任命的134名樞機主教裡有112名也是如此，而許多人嘲笑他們對更強大的法國君主卑躬屈節。教宗們是如此地退縮，以至於那些年間只舉行了一次教廷會議（維埃納公會議〔Council of Vienne〕，一次又被克萊孟五世牢牢掌控。
教宗流亡至亞維農一事，最冒犯到的是義大利人（其中就有佛羅倫斯人佩脫拉克）。羅馬人已經習慣讓教會的財富支撐城市，而教宗的缺席讓貴族之間的敵對惡化。1346年，一場由克拉‧迪‧里恩佐領導的人民起義，耗了好幾個月才氣力放盡。在羅馬之外，組成教宗國的混合領土內動亂四起。若望二十二世堅決要壓下動亂，以至於花了3分之2的收入來僱傭兵並收買敵對競爭者。1333年教宗軍隊在費拉拉慘敗後，教宗勢力暫時失去了波隆那。像「帕多瓦的馬西略」的《和平守護者》（1324年）這類重要的政治著作，以前所未見的清楚明白態度，挑戰了教宗的權威（見頁350-355）。就如前面看到的，曾是教宗同盟中最忠實一員的佛羅倫斯，也於1375年向教宗宣戰。
當教宗額我略十一世（Gregory XI，任期1370-1378年）的良知，被那位自己跑來介入政局的錫耶納神祕主義者加大利納（Catherine）糾纏不休的懇求喚醒後，他決定於1377年返回羅馬，並造成了其後的教會分裂；而這又使人們對教宗的尊重進一步遭到摧毀。
儘管一般認為留在羅馬的教宗才是繼承自彼得的合法一脈，但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忠誠分裂的那個時代，看來實在不是如此。法國理所當然地站在克萊孟這邊，英國、德國、中歐和義大利則是支持烏爾巴諾。敵對的歷任教宗們有39年間都把對方逐出了教會，其造成的失望大到讓教會會議至上主義（conciliarism）這個重要的運動在此真空中出現。由巴黎大學神學家（以及在巴黎舉行的四個教會會議）所支持的教會會議至上主義，其宣揚的信念是，教會會議所代表的教會整體，甚至可以罷免犯錯的教宗，甚至同時罷免兩個，然後選出單一繼任者。達成這一點所需要的政治手段非常曲折，一直要到1417年，一個在康士坦茲舉行的會議才總算選出了單一教宗，也就是瑪爾定五世（Martin V，任期1417-1431年）。瑪爾定來自驅逐過波尼法爵的科隆納家族，並於1420年入住了他家族在羅馬的宮殿。 （相關報導： 尊重自由選擇與多元主義的社會福利：《丹麥史》選摘（2） ｜ 更多文章 ）
＊作者查爾斯‧弗里曼（Charles Freeman），研究古代世界及其後世影響的專家，也是《藍色指南》（Blue Guides）系列叢書的歷史顧問，著有眾多書籍，包括暢銷書《西方心智的封閉》以及最近期的《聖骨、聖塵》。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覺醒：東西方交會下近代西方思想文明的重生與轉變》（上下冊不分售∕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