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本文對所有幕前幕後曾經參與過促轉會工程的伙伴們致上謝意與敬意
在一次充當義工協助導覽人權展的過程中，我引導的幾十位高中女生聚神凝望著牆面上一張大幅泛黃照片。那是上下三排整齊擺放 14 位五花大綁的年輕人，圖說上註明著每個人的姓名和年齡，都是 50 年代白恐時期被押赴刑場槍決前的「叛亂犯」。
有位特別敏感的女生突然面露出疑惑的表情幽幽地問我：「他們都這麼年輕，為什麼在槍決前這一刻全都露出了這麼燦爛的笑容？」
像被一根棍子猛然突襲似地敲擊著，我的心底翻起一陣抽痛，整個腦袋頓時感到無言以對！
幸好，其中有位女生主動發聲幫我解圍，她以略為激動的情緒喊著：「他們真的好勇敢喔！」
緊接著又有位女孩不脫稚氣卻頗具信心地接道：「抗爭者，他們都是抗爭者！」
那瞬間，我立刻憶起 50 年前在警總看守所服刑期監親歷同房難友在凌晨被闖進的幾位大漢押出牢房執行槍決的駭人場景。(後來我寫進小說《45號房的那一夜》)
臨刑前，何以全都露出了這麼燦爛的笑容？
多年後的前不久，我看到謝孟穎發表的一篇報導寫著：
1953年，綠島新生訓導處爆發牽連近百人、14名青年魂斷刑場之「綠島再叛亂案」。倖存者蔡焜霖往後一生都無法理解，朋友們只是抄禁書讀禁書、互傳的紙條何以從「無罪」變成「死刑」之罪證，他數十年來都在追尋朋友被槍決的真相，卻也隨著檔案現蹤受到更大的衝擊──為什麼，那些被綑綁手腳、胸前插牌、準備押去槍決的年輕人，臨死前一刻都露出了世上最燦爛的笑容？
謝孟穎小姐寫下的句子竟然會像那位多年前高中女生所發出的驚嘆那麼的類似，是純屬巧合嗎？
這件事在我心中一直激盪著難以釋懷，也因而讓我反覆質問自己： 40 年白色恐怖時期製造生產的近兩萬名政治受難者，究竟是冤屈者多或是抗爭者多呢？
後來，我在多次以政治受難者身分受邀分享生命故事的場合時，我多會伺機拋出這個質問：「您們認為，我應該歸類為冤屈者或抗爭者？」
早在促轉會成立之前的 2015 年 6 月，時任民間真促會執行長的葉虹靈即曾在《臺灣社會學》期刊上發表研究論文〈台灣白色恐怖創傷記憶的體制化過程〉提出過我所疑惑的這道課題。她在該研究論文的「導論」中質問：
究竟 50 年代的政治犯是社會主義革命戰士，或官方補償及大眾認定的冤錯假案受害者？台灣社會的白色恐怖記憶是否且如何可能同時容納這兩種相互衝突的政治犯形象？
葉虹靈所敘述的「社會主義革命戰士」當然是抗爭者角色，相對的「冤錯假案受害者」則應該列入「冤屈者」。然而，這兩種類型的政治受難者角色是否就必然是「兩種相互衝突的政治犯形象」嗎？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蔡英文當然是兩蔣威權統治的既得利益者 ｜ 更多文章 ）
那個荒謬年代，讀書也有罪！
兩周前，我在一場生命分享中照例把這牽扯不清的議題丟給在場聽眾。那場分享會，主辦單位分發給我的講題是「那個年代，讀書也有罪」。所以我在會場就舉例問道：比如像「返校」那部電影所演譯的，在戒嚴時期有人因為閱讀一本禁書而遭到逮捕判刑入獄，不論刑期長短生死，請問他們是抗爭者或是冤屈者？一如既往，多數人都認定是既是「抗爭者」又是「冤屈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