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選凝專欄：棄權，是「最後一代」的最後自由

在上海封城的日子裏，因核酸檢測為陰性而拒絕被轉運隔離的警民衝突層出不窮，其中更誕生了一句「史詩級的對白」。在一段爆紅視頻裏，「大白」以不配合轉運將受到治安處罰並會影響三代來威脅一位男性市民，但得到的回應卻是：「這是我們最後一代，謝謝。」

脫口而出的心聲，才最驚心動魄。「最後一代」迅速成為中國這波疫情裏讓年輕世代最有共鳴的流行語。

你的統治到我結束，你給的苦難到我為止

雖然牆內很快屏蔽清理了相關輿情，但大量的評論還是得以廣傳。諸如：「民是最後一代，奈何以三代懼之？」「你的統治到我結束，你給的苦難到我為止。」也有大陸網民認為，「最後一代」和哪吒自刎一樣具有「精神弒父」的意義，是「無法開口的人用肉身作籌碼向權力刺出一把劍……命如螻蟻的下位者也可以做出這樣最後的反抗。」

張雪忠、慕容雪村都指出了「最後一代」所蘊涵的深刻絕望：不繁衍後代，不讓下一代再重蹈不幸覆轍。但能喚起如此廣泛共情的絕望癥結，並不是「不生育」的表態本身。

其實，最初我看到全網刷屏這段視頻時，就發現有朋友很不以為然——鼓勵女性有權選擇、不被生育綁架的女性主義話題，在中國語境下長期以來都被污名化為女人是在用子宮討價還價，那怎麼一個男青年隨口說一句「我們不生了」，全網年輕人就覺醒了呢？

真正讓大家有共情的，是放棄生育權背後的隱含訊息：我無力反抗，所以我選擇棄權。一切到我為止。無欲則剛，我無所畏懼。

社會學一直強調行為者在結構裏的能動性，而在當下中國，棄權正是行動本身。個體放棄對自身未來的所有想像，就是這個時代無力突圍的年輕人能做的唯一反抗。

「最後一代」也並非橫空出世，它可以被看作「躺平」的進化版本，準確來說，是一種情緒更為複雜、更有自覺、更激進的「躺平」。

兩年多的疫情反覆，徹底斬斷了996高歌猛進的時代氣焰。而中國所堅持的抗疫策略，又進而推波助瀾讓「躺平主義」被更多人所接受。五六年前的主流輿論氛圍是鼓勵年輕人積極參與社會競爭、努力燃燒自己、創造產值；即使當時不少人對這種狼性敘事感到疲憊，但做「佛系青年」仍然被視為是邊緣的、不夠主流的少數選擇。

但疫情讓一切都變得完全不同了。

從「躺平」到「最後一代」

最直觀的改變是，經濟成為防疫的「代價」。《除了胡錫進，沒人關心經濟了》一文指出，如今，經濟學家大談過去兩年裏，抗疫勝利幫大家延長了多少天壽命；而16-24歲青年高達18.2%（今年4月的數據）的史上最高失業率卻沒人在意。

但這篇文章又說：年輕人「一邊失業一邊認定經濟不重要」、不關心企業存活、認為「錘大廠反資本高於一切」——以這樣的立場去指摘年輕人，顯然迴避了真正的問題所在。

不關心企業存活的，可不只年輕人。讓胡錫進深感憂心的「企業愛倒閉不倒閉，老百姓沒收入就喝西北風」的現實局面，更不是年輕人造成的。 （相關報導： 賈選凝專欄：你不會因COVID而死，其他什麼都有可能發生 ｜ 更多文章 ）

當經濟發展的神話已經在官方敘事裏讓位於抗疫勝利的大局，年輕人既失去了本來就氣若游絲的時代紅利，又不像中年人有太多包袱畏手畏腳，所以會更想主動「躺平」。清華大學社科院院長彭凱平認為，如果「躺平」的邏輯是「我不參與、不跟你們內卷，我超脫」，那就是一種「積極的行動」。

事實上，「最後一代」的喊話，就是對「躺平」的進一步賦權——從消極逃避的「躺平」到積極放棄的「最後一代」，將被動選擇正名為主動選擇，其實是一種從消極不合作到消極反抗的行動轉向。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轉變？ 過去兩年裏，疫情對人心帶來的改變，是一條不斷調低心理預期、再不斷累積失望的下滑曲線。在大批年輕人簽下保證書決絕逃離上海的今天，回頭再看兩年前B站鼓勵「後浪」奔湧的視頻，已是恍如隔世的笑話。

第一年，沒被危機直接砸中的人轉而求穩，大家不敢再貿然變動生活；辭職、生娃、大型支出都更謹慎。第二年，全員核酸檢測常態化，強力封城、動態清零成為日常；各地陸續出現寵物被撲殺或因主人被隔離而只能在家自生自滅的慘況，其中不少苦主正是年輕人。

第三年，抗疫的次生災難遠比Omicron怵目驚心。上海陷入癱瘓的場景，將很多人推向了幻滅——你以為「通化封城斷糧」、「西安買菜難」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因為那些是運轉不良、應急措施差的小城市？但文明、現代、以治理水平為傲的國際都市上海，一樣會在沒有最起碼的物資保障供應運輸準備下，被直接切斷市場流通體系。

那麼，年輕人向全國最發達的城市流動，還有什麼意義？

向全國最發達的城市流動，還有什麼意義？

我一直在默默關注一位住在上海的武漢寫作者兔草，她在個人公眾號的日記裏寫下：「我如此悲觀都料想不到上海有此一日，往後的日子，不敢深想……再也沒有歲月靜好了……我只是活著，又好像沒有在活著……這次過後，我就像二次重生一樣，已經完全不是過去的那個人。」這恐怕也是年輕世代共同的內心寫照。

只是活著。只擔心菜、擔心失業、擔心這輪結束後還有下一輪，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也不知道下個政策會對生存帶來什麼影響。對未來不抱希望，對痛苦逐漸脫敏——也就是所謂的「麻了」。

從縣城遷徙到一線城市實現躍升、獲得更好生活的想望，在經歷上海封城裏「具體的痛苦」之後，被完全粉碎了。很多人如夢初醒：再努力奮進，也無法改變，更無從抵抗。未來或者想辦法「潤」出國門，或者留在原地「只是活著」。

旅居上海的媒體人連清川寫道：「這個病毒已經殺死了太多的東西。人的尊嚴，相互的信任，家鄉的溫情，未來的期望，向上的激情……」大家當然都心知肚明，殺死太多東西的，不是病毒本身。而在上海被殺死了一部分的同時，更多年輕人也的確有所「覺醒」。

兔草對「覺醒」的表述是，兩個多月的居家隔離，讓她反反覆覆思考了幾十天「到底對我來說什麼是重要的？」最後，她的答案是「自由」。

她說自己一向把錢看得極為重要，但錢買不來生活自由和創作自由。她在日記裏質問：「我們為什麼要過一種非自由的生活？我們為什麼必須服從？我們為什麼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人生？」

棄權，是我僅有的自由選擇

這就是「最後一代」所傳遞的深層訊息：棄權，是我僅有的自由選擇。

災難撲滿大地，很多年輕人過去所看重的事物都變得不再重要。於是，當他們面對核酸陰性也要強制轉運的脅迫時，他們的反抗方式，是明示我們就是「最後一代」：我們不服從，也拒絕脅迫。

上海音樂人 LeeTorre 在微信影音號發佈了致敬〈上海灘〉的原創歌曲〈最後一代〉。其中最點睛的一句歌詞是「苦難到我為止，這一切由我來結束。」聽來萬分絕望，但不然呢？「敢說，敢笑，敢怒，敢罵，你敢嗎？」

這首歌當然很快在牆內消失，但「最後一代」所代表的最無助、無奈、低迴、被無視的最後強音，卻成為了對這個時代極度失望的註腳。

很多朋友也已指出，「最後一代」和香港年輕世代的「攬炒」，同樣是「以肉身為籌碼」的內在邏輯。我個人會覺得，後者有玉石俱焚的悲壯，但前者則有更多無可奈何的悲哀。眾所週知，中國大陸沒有在體制外進行集體行動的任何空間，既然無法俱焚，那「弱者的武器」就真的只剩下用棄權去賦權，用積極放棄實現消極抵抗。

拒絕未來，一切到我為止——如果每個個體都相信自己就是「最後一代」，決意「躺平」甚至以行屍走肉的覺悟去活，那麼以遠期視角來看，自然有巨大的殺傷力。雖然這聽上去不夠激越，但卻也是中國年輕世代與絕望對峙的孤勇。 （相關報導： 賈選凝專欄：你不會因COVID而死，其他什麼都有可能發生 ｜ 更多文章 ）

沈默，也可以震耳欲聾，只要有對自由卑微的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