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共鬥運動的尾聲
1969年以後運動的長期化導致倦怠。設置路障、街壘的結果導致運動的孤立無援。
1969年全國全共鬥的結成預示了這場鬥爭的終結。因為全國全共鬥是「無數個派閥的野合」。「越平連」的活動家栗原幸夫說：「對於大多數人來說，1972年的連合赤軍事件象徵六十年代的終章。實際上全國全共鬥的結成，已經象徵了其終結、因為，自立的新型的運動變質成舊有的黨派政治運動，各派內鬥開始，武鬥主義的流行的開始。」
1968年後期到69年，運動在量上擴大、質上衰退。再未獲得68年1月佐世保鬥爭時的輿論支持。尤其是69年末阻止佐藤首相訪問越南，動用棍棒、火焰瓶。進入七十年代更是武裝鬥爭，內鬥激化。1968年10月國際反戰示威遊行中400人被捕。
1969年4月28日沖繩日鬥爭以占領霞關為目標，938人被捕，（東大，日大各一百人）失敗。
1968年11月在羽田機場附近與員警沖突中1940人被捕
街頭鬥爭連敗。棍棒與頭盔時代結束。
1969年夏，以創設軍隊，武裝鬥爭為手段的赤軍派出現在全國全共鬥結成大會上。
1969年8月，國會制定了《關於大學運營的臨時措施法》，員警開始更積極主動地介入校園。
1969年9月，東大全共鬥議長山本隆義被捕。
全共鬥運動被逼入更加嚴峻的狀態。京都大學全共鬥領袖瀧田修自1970年起支持運動武裝化。主張全共鬥運動要舍棄「自然成長性」，要有「目的性」，進而成立「具體組織」，要「充滿活力地拿起武器」。以後，運動逐漸失去大眾的支持。
東大全共鬥與日大全共鬥不同之處在於：
第一：東大為大學院生與年輕助手領頭，他們本來是未來大學的研究者或者教授。東大全共鬥議長山本隆義當時是物理係博士三年級學生。為適應經濟成長的需要，六十年代理科生增加了兩倍。1968年，東大本科生一萬三千人，院生四千人。理科以研究室為單位，所謂「日本社會最封建的地方是相撲屋與東大的研究室」。比如公害調查，都是理工科學生去做調查，因而熟知內情，對之抱有疑問，不願意成為加害者。東大鬥爭發端於醫學部畢業生身份保障問題，本來不像別的大學一樣能引起更多的學生共鳴，卻引起理工院生與助手的共鳴。
日大在鬥爭中沒有否定民主主義，學生本是是民主之子。但是東大從否定「自治會民主」到批判「戰後民主主義」。
東大全共鬥沒有面向一般市民。沒有傾聽勞動者訴求。作家安岡章太郎說，聽到廣播裡派閥活動家用晦澀的左翼政治演說語言聲嘶喊叫，開始以為是神主的祈禱文或者念經。
記者曾經問山本義隆為什麼沒有勞動者支持，山本答，那是總評以及既存的勞動者的日和見主義的責任。
東大全共鬥高舉的「主體確立」、「自我否定」、「全學封鎖」，派閥內鬥暗結心機，無止境追求社會變革未能獲得社會同情。道德至上主義為東大全共鬥特徵。 （相關報導： 一場讓日本和中國走上不同道路的政改：《明治維新》選摘（1） ｜ 更多文章 ）
1969年9月號《世界》，在東大全共鬥運動現場實施一個問卷調查，你認為「東大鬥爭」目的何在？這是一個復選題，各項所占的比例如下：「確立自身的主體性」占41.7%。「自我改造」31.7%，「瓦解現行教育制度」27.2%，「探求思想的根源」25.6%，「表達反體制的意志」25%。
